北京居民用水價格調整聽證會于4月17日舉行，此前公布了兩套階梯水價的方案，根據方案一，居民生活用水的第一階梯為每戶每年用水量不超過145立方米，自來水價格為每立方米2.65元，較現(xiàn)行水價上漲0.95元，漲幅為55.9%；根據方案二，第一階梯為不超過為180立方米，自來水價格為每立方米2.7元，較現(xiàn)行水價上漲1元，漲幅為58.8%。這兩個方案都是漲價方案，而且漲幅都非常大，但據媒體報道，大部分聽證會代表對漲價無異議。

　　與其他公共產品的“聽漲會”相比，水價上調引起的反彈往往會比較小。一方面的原因是水費在居民家庭開支中所占的比重比較小，水價上調導致的支出增加一般也就10-20元。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水價上漲的理由似乎比較充分。這些理由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供水成本已高于水價。2012年，北京市屬企業(yè)供水成本為每立方米3.08元，而現(xiàn)行居民自來水費為1.7元。二是水資源非常寶貴，水價上漲可以促使居民節(jié)約用水。北京更是水資源緊張的城市，幾乎每年都超采地下水。三是水價上漲可以創(chuàng)造更好的水質。總而言之，水價上漲是為了保護水資源，美其名曰“價格杠桿”。

　　這看起來符合經濟學理論。但是，“價格杠桿”要起作用，須以誰的責任誰承擔作為基礎。我們應該看到，導致城市水資源數量少、質量差的并不是居民，通過水價上漲讓他們承擔更多責任，發(fā)揮不了“價格杠桿”的作用。

　　城市水資源緊張并不是由于居民肆意浪費水，而是因為城市人口快速增長。居民在節(jié)水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他們的節(jié)水意識在提高，并使用越來越多的節(jié)水設備，例如，節(jié)水馬桶越來越普及。全國城市人均年生活用水在2000年達到95.5噸，而近幾年都維持在63噸左右。在北京，2011年居民家庭用自來水為4.8億噸，2012年減少為4.6億噸，連總量都減少了，更不要說人均。可以說，水價上漲能夠創(chuàng)造的節(jié)水空間其實已經非常有限。

　　應該為城市水資源緊張承擔主要責任的是政府部門，他們所做的產業(yè)布局、人口布局規(guī)劃使一些城市的承受能力接近極限。北京本來就是水資源非常緊張的地區(qū)，卻在10來年的時間里涌入近500萬外來人口。如果北京的功能和人口不是如此集中，其水資源狀況一定會好得多。政府部門在節(jié)水方面能做的事情比居民多得多，例如，從2001年到2012年，通過產業(yè)升級和產業(yè)轉移，北京使工業(yè)用水從9.2億噸下降為4.9億噸。

　　在水質方面，政府部門也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目前，自來水的質量整體不高，一部分原因是水環(huán)境被破壞，而這方面的改善不是居民多交水費給供水企業(yè)就能實現(xiàn)的。

　　保護水資源任重而道遠，是一個系統(tǒng)性的工程，政府部門應承擔主要責任。水價上漲或許是有必要的，但應該慎之又慎，因為這可能造成錯誤的價格信號，使保護水資源的主要責任由居民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