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敗的深入，腐敗案例的大數據已經形成。這個大數據，反腐部門掌握的應當是最權威最全的。媒體的數據分析畢竟局限于公布的簡單數據，因而也很難進一步深入分析提煉。
針對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上公布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情況，有媒體進行了大數據整理分析，從地域、領域、級別、年齡等提取了一些腐敗特征。這種分析是有益的，至少讓人們對這些“老虎”“蒼蠅”有更具象的認識。
然而，這樣的工作如果是由反腐部門來做，如此分析就過于粗淺。畢竟地域、級別、年齡的分類，對于反腐并無實質性的價值。對于反腐部門來說，最需要的，仍是從這些數據中找出腐敗的新特點、新情況、新形式，進而上升到理性、規律性的認識，找到治腐規律，化為反腐決策，才是正道。
目前媒體的大數據分析，有一條比較有價值，這就是貪腐形式。比如，“受賄”有超過七成案例提及，被提及次數最多，成為第一貪腐形式。因為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被查處的領導干部也非常多，超過一半案例提及。還有7起案例中被查處人員存在道德敗壞和生活腐化原因，等等。這就容易逼近腐敗的本質，找到治腐的對策。
如今，誰擁有了大數據，誰就搶得了先機。誰善于利用大數據，誰就可能成為王者。隨著反腐敗的深入，腐敗案例的大數據已經形成。這個大數據，反腐部門掌握的應當是最權威最全的。媒體的數據分析畢竟局限于公布的簡單數據，因而也很難進一步深入分析提煉。對于反腐部門來說，反而有這方面的便利。這樣的大數據整理分析工作，不僅應當做，而且應當科學地深入進行。
一切腐敗現象背后，都有其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起作用，都有腐敗的共同“密碼”可尋。找到這個密碼，我們就無異于找到一把反腐的鑰匙。我們常說，腐敗既要治標又要治本，進行大數據的科學分析，既是要找到治本之策，也是走向治本的重要一步。
由此，我們所需要的數據定性分析，就有了諸多問題先導。比如，第一次腐敗是什么形態，什么時候由量變到質變，因為什么原因而被發現，腐敗有些什么樣的新情況，被發現是偶然還是制度的力量，制度反腐有什么樣的漏洞，什么樣的制度建構才能對這些腐敗情形及時響應?諸如此類的定性、定向研究，才有反腐價值。
腐敗被稱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就在于它總是不斷突破現有制度的束縛，不斷誕生新的形態。反腐，只有立足于源頭治理才能鏟除其土壤。顯然，源頭治理，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而是來源于實際，來源于那些腐敗分子用自己的腐敗軌跡提供的數據和事實。面對這樣的數據和事實，我們應當珍惜。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們付出代價才獲得的，我們更應當用好這些數據，為源頭治腐提供更多滋養。如此，我們才會少走些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