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13年，外部環境錯綜復雜，但我們新一屆政府經受住了考驗，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績單。展望2014年，我相信只要沿著深化改革的方向，既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又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那么，效率和質量提高、不留后遺癥的7.5%左右的增長目標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北本┐髮W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林毅夫表示，在國際經濟相對低迷的狀況下，要實現今年的經濟增長既定目標，必須要靠內需，內需當中又要以投資為主。為了促進地方政府的投資，需要標本兼治融資平臺問題，長期看應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地方債；為了促進產業升級方面的投資，需要更好的金融支持以及更好的政府協調。
今年增長要靠內需
“2013年經濟表現殊為不易。”林毅夫說，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7%，通脹率控制在2.6%，城鎮新增就業人數1300萬，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這樣一個成績單是在重重困難下取得的，很不容易。
從外部環境來看，國際經濟整體持續低迷。歐洲作為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在2012年負增長0.6%，2013年負增長0.4%；美國作為我國第二大出口市場，2012年經濟增長率為2.7%，2013年經濟增長率是1.8%；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2年經濟增長率是1.9%，2013年經濟增長率是1.7%。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而三大市場的低迷給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出口以及整體經濟增長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難。同樣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巴西和印度去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只有2.2%和4.9%，遠低于中國。
在上述外部壓力下，2013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長率僅為7.7%，并且在第二季度下降至7.5%，當時國際上唱衰中國的聲音甚囂塵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控制增量、挖掘存量，依靠調結構、促改革，使得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回升至7.8%，并在第四季度維持在7.7%，從而在全年取得了7.7%的增長率。正像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所談到的，“過去一年，困難比預料的多，結果比預想的好”。
展望2014年的經濟形勢，林毅夫認為，挑戰和困難仍然非常多。發達國家雖然已經開始復蘇，但復蘇的基礎還很脆弱。根據世界銀行全球經濟展望的預測，美國2014年的經濟增長率有望從2013年的1.8%回升至2.8%。這看似不錯，但實際上過去每次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經濟增長率都曾反彈到7%-8%。這次金融危機已過去五年，美國還未出現以往那樣的增長。表面看來，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降低到6.7%，跟2008年的水平大致相當。但是，在美國的失業統計口徑中，已經失去工作并且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積極找工作的勞動力被認為是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因而不被統計為失業人口。更準確的反映美國就業狀況的統計指標應該是適齡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如果把適齡勞動人口勞動參與率降低的那一部分也算成失業率的話，那么美國失業率仍然超過10%。歐洲的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希臘、西班牙等國的失業率仍然高達26%，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甚至超過50%。日本的經濟增速按照世界銀行的預測將再度出現下滑，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有1.4%。
我國在2014年的出口增長仍然承受巨大的壓力。林毅夫說，去年的出口增長目標是8%，今年政府調整為7.5%。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年的出口增長率平均超過16%。2014年即使達到預定目標，也不過就是過去平均水平的一半，更何況這樣的出口增長目標還需要非常大的努力才可能實現。在國際經濟相對低迷的狀況下，我國提出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是7.5%左右，就只能靠內需。
7.5%有必要也有可能
談到今年的政府目標，林毅夫認為，7.5%的增長目標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在他看來，必要性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新增就業問題。我國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就業需求還在增加，今年要達到1000萬的城鎮新增就業，必須有一定的增長率才能夠實現。二是產能過剩問題。經濟增長一旦大幅放緩，產能過剩問題將更加嚴重。產能過剩越嚴重，就越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下行壓力，陷入惡性循環。三是債務風險問題。如果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現有項目的使用率就會降低，從而使得回報率降低，債務風險升高。四是政府財政問題。如果經濟增長率過低，政府的財政狀況將會捉襟見肘。
林毅夫說，我國完全有可能實現上述經濟增長目標，而且可以實現質量跟效益共同提高，不留后遺癥。如何做到這一點？依靠內需是國內外學者達成的共識，沒有達成共識的是應該以投資為主還是以消費為主。
在目前外部經濟低迷的狀況下，如果以國內消費為主，要想實現質量和效益提高，不留后遺癥的經濟增長，就必須保證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那么消費的增長將帶來債務的增加，債務累積到一定程度將會帶來危機。對家庭來講是這樣，對國家來講也是這樣。要想實現家庭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就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而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則是技術的不斷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和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這些都需要通過投資來實現。
我國由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轉向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仍然必須以投資為主。投資將在短期增加需求和就業，從而增加經濟增長率；投資只要做得好，將在長期提高勞動生產率，使我們未來的收入持續增長，從而支撐消費和進一步的投資，使我們得到可持續并且沒有后遺癥的增長。
“接下來的兩個問題就是，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呢？有沒有足夠的投資資源呢？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绷忠惴蛘f，我國作為中等收入國家，產業升級空間非常大，將帶來大量的投資機會；城市內部基礎設施的完善，如地下鐵路、各種管網建設，需要大量投資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環境治理工程等，也具有很高的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我國的投資資源也很豐富。去年我國中央跟地方的負債總和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9.4%，這樣的水平在國際上是非常低的。我國的民間儲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如果把這些資源投資好，我們就可以取得一個質量和效益的提高，不留后遺癥的經濟增長。
產業升級需要金融支持
林毅夫說，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環境保護的投資更多的是依靠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做這些投資的時候卻不能發行地方債，導致各地紛紛設立融資平臺。問題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資絕大多數是長期的投資，而融資平臺的借債都是短期債務，因此出現了期限錯配的問題。
過去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主要向銀行貸款，現在銀行出于風險考慮減少了對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結果很多地方融資平臺開始求助于影子銀行。影子銀行融資的利率高于銀行貸款，并且可監管的程度低于銀行貸款，這實際上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負擔，而且會帶來更多的金融風險。政府所做的基礎設施工程、民生工程、環境保護工程具有很高的社會回報率，經濟回報率根據一些研究則大概在3%左右，而影子銀行的貸款利率往往高達7%-8%。
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長期來講，應該修改法律，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地方債。短期來看，在實現地方政府直接發債之前，一方面應該像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那樣，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發債，今年的總體規模達到4000億，必要的時候可以考慮增加到10000億或更多；另一方面，與其讓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向處于監管體系之外的影子銀行貸款，還不如讓他們回歸到向銀行貸款，因為銀行貸款比較容易監管，而且利率水平比較低一點。
產業升級也將帶來大量投資機會。但要做好產業升級，需要具備以下兩個方面的條件。首先，產業升級需要更好的金融支持。十八屆三中全會把金融改革提上議事日程，要讓利率由市場來決定，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這個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但必須要有配套措施，否則改革的結果可能跟預期的目標相去甚遠。目前進展較快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其目標是讓資金流向效益更高、經營更好的企業。但是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地方政府從向銀行貸款轉為向影子銀行貸款。由于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對高利率并不敏感，更多的資金其實是從企業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出現了逆向選擇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好方式仍然是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地方政府債的風險較公司債低，利率也較公司債低，這樣可以把地方政府債的市場和公司債的市場區隔開來，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和投資回報預期選擇地方政府債或公司債，而不是像當前這樣，地方投資平臺的債在風險和利率上都比公司債占優而擠壓了公司債。
同時，除推動利率市場化外，還應該完善金融結構，發展能比較好地為廣大的農戶和微型小型中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地區性中小銀行，取消當前成立地區中小銀行必須有現有的商業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的不合理規定，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讓合格的民間資本都能設立地區性中小銀行。
其次，產業升級還需要政府的協調和支持。一方面，產業升級需要尋找新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一過程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對于第一個投資于新產業的企業來說，若失敗必須承擔失敗的所有損失，而一旦成功，其他企業會迅速跟進，使得第一個企業很難維持超額利潤。所以，聰明的企業家往往不愿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就不會有產業升級。另一方面，產業升級所需要的很多因素不是企業自己能夠控制的。例如，新的產業往往需要形成產業集群才能解決物流的問題，而產業集群的形成需要大量企業同時進駐，其中存在協調問題。此外，新的產業需要新的職業技術人員和新的基礎設施，其背后的培訓和投資往往需要政府來提供。因此，在產業升級上，如總理在工作報告中所說的既要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要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如何發揮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作用，我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有許多闡述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