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執行的最高價限制政策，實際上限制了低價藥的發展，讓藥企和患者陷入雙輸的惡性循環。一成不變的不合理超低價，看似保護病患利益，實則是“竭澤而漁”，是對病患長遠利益的根本損害。
國家衛計委、發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日前制定《關于做好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工作的意見》。衛計委有關負責人指出，引導各級醫療機構提高常用低價藥品使用量，并將使用情況納入績效考核內容;引導醫務人員盡量用價廉質優藥品，能用仿制藥不用原研藥，鼓勵常用低價藥品的使用。(相關報道見A7版)
常用低價藥品特別是一些經典老藥，供應不足甚至出現斷供情況，是長期以來存在的老大難問題。在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不到位的現狀下，部分藥品短缺問題近年來顯得尤為突出。此次八部委聯合制定《意見》，由此強化常用低價藥品的供應保障工作。衛計委等部門正在著手建立的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制度，是對現有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的重要完善，也是對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出現問題的補救。
治療皮膚過敏的維E、治療甲亢的甲巰咪唑，以及心臟手術必需的魚精蛋白等一些基本藥物，近年來都出現了“一藥難求”現象。一些經典老藥難以買到，有的甚至從市場消失，藥品短缺問題引起病患強烈不滿。低價藥品短缺不僅為“看病貴”火上澆油，也直接影響患者臨床治療，危及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建立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制度，是鞏固和完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重要舉措，有利于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目標。同時，建立有關保障制度也是減輕群眾醫藥費用負擔的重要民生工程。
導致一些常用低價藥品“消失”的原因，可以簡單地歸結于藥品價格低廉，藥企無利潤空間。但具體分析之后，可以發現造成藥品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原材料產量減少、原料藥供應不足、質量標準提升和原材料、人工等價格上漲等客觀原因，同時，也包括來自醫療衛生系統的主觀原因。受“以藥養醫”的影響，醫院缺乏使用低價藥品的積極性，導致部分常用低價藥品出現臨床脫銷斷檔現象。
一些療效好的低價藥物慘遭“淘汰”，其背后原因有的來自市場，有的形成于醫療衛生系統。此次國家衛計委制定有關《意見》，針對不同成因，給出了“兩手”解決路徑。一是行政化路徑，《意見》鼓勵醫療機構和醫生使用常用低價藥品的積極性。具體方法包括，將使用情況納入績效考核內容;推進醫保付費方式改革，使藥品成為醫療機構運行成本等。更為引人關注的是《意見》給出的市場化路徑，其主要內容是，取消目前執行的針對低價藥品每一個具體品種的最高零售限價，允許藥企在日均費用標準內根據藥品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自主定價。
以甲巰咪唑片為例，國產甲巰咪唑片是治療甲亢的首選，一度每瓶100片僅售1-2元。由此計算，病患服用該藥的日均成本僅幾分錢。去年底有媒體報道，發改委的意見顯示，低價藥品日均費用標準為西藥控制在3元、中成藥控制在5元。如果將這一討論中的日均費用標準，套用在甲巰咪唑片上，其價格上漲的空間可以高達數十倍。通過甲巰咪唑“困境”可以發現，取消現行的藥品最高零售限價，允許藥企在日均費用標準內自主定價，確實可以讓低價藥受到政策保護，并使之重回市場。但低價藥品價格因此出現波動幾乎是難以避免的，而且這種波動的幅度也許會非常巨大。
以往執行的最高價限制政策，實際上限制了低價藥的發展，讓藥企和患者陷入雙輸的惡性循環。一成不變的不合理超低價，看似保護病患利益，實則是“竭澤而漁”，是對病患長遠利益的根本損害。建立常用低價藥品供應保障制度，引入市場化機制讓藥品價格走向合理，是我國藥品價格改革的重點工作。改革過程中，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同時也要謹防低價藥品搖身一變成為合法的高價藥，從而造成另一種形式的低價藥“消失”。
因此，有關部門在確定相關標準時，既要給企業留下合理的利潤空間，更要確保低價藥重回市場，讓藥品回歸治病的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