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三分之一的企業未給職工繳存住房公積金；在已建立住房公積金繳存制度的企業中，公積金繳存最高為9082元/月，最低為128元/月。(《珠江晚報》)
　　行業間收入差距幾年前的統計結果便已達5-10倍，住房公積金繳存額差距達到70倍。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最終是與個人薪資以及用人單位的繳存能力掛鉤，行業間住房公積金的差距與收入差距相仿，甚至因為公積金的避稅作用，高收入行業通過擴大公積金的繳存來實現避稅，從而導致住房公積金行業間差距相比收入更加擴大化。
　　可見，公積金的行業間差距，不過是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另一面鏡子。只要行業間收入差距客觀存在，公積金差距就必然如影隨形。不過，即便如此，公積金的福利化與行業間差距早已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但當巨大的差距以數字的形式擺在了面前，仍然足以撩撥起公眾的敏感神經。以珠海為例，當公積金月繳存額最高達到9082元，最低僅為128元，高達70倍的差距，恐怕仍然要令人瞠目。而現實中，公積金高高在上的，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壟斷性行業。而這樣的公積金制度，與其住房政策性金融的初衷，顯然已是嚴重的背離，甚至因為公積金制度自身的福利化，所謂住房市場化，也從未走出過福利陰影，與過去的福利分房相比，反而愈發顯得不公。
　　不僅如此，假如說公積金制度天生與收入掛鉤，更與用人單位的繳存能力脫不開干系的話，作為寄生于收入差距之下的福利差距，自然不能寄望于僅從公積金制度自身得到解決。但是，公積金制度本身，恰恰也在擴大這一差距。
　　公積金貸款的優惠金融政策，乍一看來似乎是一碗水端平，對所有繳存者都給予一視同仁的權益，但事實卻是，公積金繳存的巨大差距，不僅是繳存額本身的差距，更意味著住房金融權益上的“劫貧濟富”。對于繳存額低的低收入群體，恰恰又因很難具備住房首付的支付能力，公積金對他們而言完全成了“為他人作嫁衣裳”，公積金池中反而是低收入群體為高收入群體提供公積金優惠貸款，而由于無力支付首付，或是無還款能力，而公積金賬戶中的錢，又無法通過其他方式取出，公積金賬戶對于他們而言，更是成了有名無實的名義資產。這不僅是金融權利的不公，甚至已構成了對財產權的剝奪。作為一種強制儲蓄政策，賬戶所有人理應有放棄公積金貸款權并選擇退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