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不少公積金繳存職工買不起房又提取不了公積金，質疑公積金“劫貧濟富”的問題，武漢市擬采取放開月入低于1900元的低收入職工定期提取公積金、取消私企繳存“限高”、實施差異化繳存等多種改革措施。(《長江日報》4月14日)

　　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初衷是通過“國家支持一部分、單位補貼一部分、個人合理負擔一部分的住房貨幣化分配和住房籌資機制”，幫助職工解決住房難題。不可否認，住房公積金制度在幫助職工解決住房難題方面，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對其問題，也不應該忽視。由于選擇了行政化的路徑，不僅導致了“用又用不上，取又取不出來”的尷尬，還變相成為壟斷行業高福利的工具，擴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公積金套現亂象也隨之滋生。同時，行政化的路徑也增加了政府機構及人員，給納稅人帶來了連帶負擔。

　　住房公積金在本質上屬于個人財產的范疇，在正常情況下，個人應該可以自由支配其所有的財產。但是，《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專項管理、專款專用，卻限制了個人自由支配其財產的空間，而且與《物權法》中“孳息歸屬”的原則相背離，這正是目前問題糾結的根本所在。實際上，住房公積金制度，并非我國特有，新加坡、德國都有類似的制度，但由于采取的是市場化路徑，所以并沒有出現我國這樣的問題。

　　住有所居是一項基本人權，顯然不能采取純市場化的辦法。無論如何改革，住房公積金作為一項穩定住房秩序、解決住房困難的社會福利安排的目的，應該得到保留，甚至應該強化，只不過實現路徑可以在市場化的取向下，在保證個人可以自由支配個人財產的基礎上更加科學。

　　首先，住房公積金福利“保底額”的確定，可以借鑒和與最低工資制度相結合。在“保底額”的確定上，應該明確國家支持、單位補貼和個人負擔的科學比例，根據每一個城市的房屋租賃價格的平均水平，像最低工資制度一樣，動態調整單位補貼的額度。在公積金的發放上，直接將單位補貼和個人應該繳納的這部分所得，計入最低工資總額進行發放，并實行免稅政策。這樣，既保證了住房公積金的社會福利性質，也解決了公民對個人財產自由支配的問題。

　　其次，住房公積金的國家支持可以以多種形式來實現。其一，成立各級政府的住房支持基金，這一部分的資金來源，可采取初始資金由財政劃撥，后期補充從國有企業分紅中抽取，并交由專業機構進行市場化運作以保值增值，明確這部分資金專用于保障房建設和個人首次購買商品房補貼，并為商業金融機構的住房抵押貸款提供信用擔保、資金支持、稅收優惠等便利。其二，建立住房儲蓄制度，出臺專門政策，儲戶根據自己的住房需要和儲蓄能力與政策性金融機構簽訂《住房儲蓄合同》，堅持“權利與義務對等”、“以存定貸、存貸掛鉤”、“資產負債期限結構與利率結構對稱”等原則，根據儲戶連續儲蓄金額和時間，確定低息配貸的不同額度與還貸時間。

　　現行住房公積金制度的種種限制條件，使得許多低收入人群無法滿足最低提取條件，而有能力支付首付款的高收入人群，則可提取公積金貸款，這就實際背離了當初給中低收入人群“雪中送炭”的初衷，成了給高收入人群的“錦上添花”。

　　不妨在地方試點的基礎上，啟動住房公積金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簡政放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特別是提出了組建住房保障性金融機構的設想，實際上已為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