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不甚“理想”的經濟數據及上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傳遞出的信號，再次將人們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宏觀經濟政策，一些人用“微刺激”一詞來形容政策上的最新變化，還有人期待一次更大的“放松”。支持這些判斷的原因很簡單：一季度經濟疲軟，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可能低于7.5%的年度目標值0.2-0.3個百分點，如果不采取行動今年的增長目標可能無法實現。

　　制定GDP目標，并通過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來實現目標，長期以來是我國一個基本的經濟工作方式。在這個大框架下，外界通過預測GDP以研判宏觀政策下一步的動作，無疑是合乎邏輯的做法。因此，金融市場會時不時對GDP數據走火入魔般地關注。但是，宏觀政策隨GDP起舞的做法的弊端不小，有必要加以分析。

　　宏觀政策目標在于達致理想的GDP、就業、物價水平，在這點上，不論哪個學術流派哪個政府都無異議。這三個指標之間存在如下關系：GDP與就業同方向變動，但并非簡單的一對一線性關系;GDP、就業與物價之間存在反方向關系，但前兩者與后者在變化幅度上并不確定，時間上也不同步。因此，同時實現經濟高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三個目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同國家在處理這三者關系的具體做法差異很大，以貨幣政策為例，歐洲采取單一目標，即把物價穩定為唯一使命;美國法律賦予美聯儲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雙重使命，但美聯儲在實際操作中更多地以物價為指針，即使以非常規手段應對金融危機也時刻把物價穩定作為前置條件，而這次退出量化寬松的參考指標也是失業率，而不是GDP增長率;中國法律表述比較含糊，要求央行“以物價穩定來促進經濟增長”，但實際上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貨幣政策常游移于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之間，權宜色彩較為明顯并且權重更多地偏向于經濟增長，很長時間以來，保證GDP的某個增長率(例如“保八”)成了全社會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從長期看，一國經濟增長率由其潛在增長能力所決定，宏觀政策是中性的。但為何中國政府仍然要每年制定經濟增長目標?主要理由是解決就業。沒有較高的GDP增長，就不能解決就業問題，一直是一個社會共識。在存在大量后備勞動力的人口紅利時代，恰好也具有較高的潛在增長能力，政府雖然每年制定GDP目標，但這一目標往往低于潛在GDP較多，只要不大幅超過這一目標，物價一般不會失控，前述的三大宏觀經濟目標也就可以得到兼顧。所以，在人口紅利時代，這種宏觀政策跟隨GDP起舞的做法，理論上不會產生太多的問題。

　　但在實際工作中，地區GDP競賽機制下使得中央的目標被輕易突破，地方的野心總是遠遠超過中央的理性目標，而地方一旦瘋狂起來又會倒逼財政貨幣政策放松，使其超出實現中央GDP目標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在人口紅利時代，經濟過熱和通脹過高也是一種多發癥狀，經濟波動幅度也是相當大的。

　　在后人口紅利時代，勞動力無限供給結束了，二元體制下特有的就業問題不復存在。這樣，設立GDP目標的理論基礎已經不存在了，加上潛在GDP較大幅度的下降，在中央層面要把GDP目標設定在合理的水平，難度就非常大了(在人口紅利時代把實際GDP恰好設在潛在GDP水平上同樣困難，但大多數時候可以通過設立一個保守的目標來回避這種風險)。這時，放棄設定目標GDP，而把與GDP反向變動的物價作為主要的工作指針，就是更加理性的選擇。而由于GDP與就業是同向變動，就業又是經濟增長的主要目的，所以在盯緊物價預期變動的同時，參考就業市場來決策政策取向，應該成為一個工作原則。

　　在宏觀政策隨GDP起舞的思維下，GDP低于預期目標較多，人們就會產生刺激或放松的預期，GDP一高于預期目標較多就會引發緊縮的預期。而從需求管理的角度，GDP又可分解成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駕馬車，所以市場的預期緊緊圍繞調節三駕馬車力度而展開。例如，如果實際增長離今年7.5%的目標較遠，而投資不振又是要原因，那么人們自然會預期刺激投資的政策出臺，往回推，投資增長率就成為市場關注的首要指標。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基本上不關注物價水平，即便未來物價不存在低于理想值的可能，人們仍然產生刺激投資的預期，而刺激可能會使未來的物價高于理想值的可能性，也不會進入擔心的范圍。同樣，人們也不關注就業市場，即便就業市場狀況良好，人們也不擔心刺激政策可能會導致過度就業，并加大未來通脹的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會使物價傳導機制發生變異。相比20年前，今天有形消費品的占比已經大幅下降，而服務消費占比則有了很大的提高(現有CPI統計未能很好反映這種變化)，由此傳統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傳導的渠道已在很大程度上堵塞，因此，切不可以為只要PPI保持低位，未來的CPI就不會上升。在服務占比提高，且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下，任何引起就業市場變化的因素都會較原來更快地傳導到CPI上來。因此，宏觀政策應該比過去更加關注就業市場狀況。如果還按照原來的思路來辦事，就很容易出問題。2009年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時，就是因為忽略了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從而誤判形勢，導致政策力度不當。而在判斷勞動力市場時，選擇參考指標也很關鍵。國家統計局的失業率統計長期平穩，基本沒有參考價值，部分學術機構推出的調查失業率受樣本限制可靠性也不是很高，而人社部“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統計數據從市場取樣，且樣本較大，是目前參考價值較大的指標。

　　總之，不論是從一般性理論出發，還是從中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環境出發，公布GDP目標并圍繞這個目標來調整宏觀政策的做法都到了要改變的時候。更合理的做法是，緊盯預期物價變動，參考就業市場狀況，再以此決定宏觀政策變動的方向和幅度。政府應在適當的時候停止對外發布預期GDP目標。今年的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保持7.5%的預期GDP增長目標不變，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官方也明確強調7.5%只是一個參考目標，就業是更重要的參考指標。應該說，這已經釋放出了改變的清晰信號，那種歇斯底里地關注GDP，并視之為判斷政策舞步將滑向何處的唯一指標的做法，也該有所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