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轟轟烈烈，但只有解決以往國企改革癥結，才能持續推進。

　　以往國企改革一波三折，因為法律與利益的邊界沒有劃清，企業管理層在龐大的灰色空間生存。此次國企改革只有劃清邊界，建立法治經濟規則，才能有助于社會效率整體提升。

　　改革有助于社會效率的整體提升，包括兩方面：一是企業效率提升，二是交易成本下降。

　　混合所有制改革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近期，寶鋼、中航科工和中國海運等多家央企相繼成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舞臺已經搭好，細則尚未出臺，成敗在細則。有了細則，要唱什么戲，誰是主角，誰是配角，誰將退場，才能清清楚楚。

　　武鋼集團的改革重點是探索試行股權激勵和職工持股等混合股份經濟，靈活采用增資擴股、吸收合并、股權置換、股權轉讓等多種形式，推動相關產業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外資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鞍鋼集團的小組劃分更加細致，事實上，鞍鋼集團早在2013年底已經劃定全面深化改革路線圖：將重點放在戰略結構調整、體制改革、運行機制改革和“三項制度”改革上。中海油董事長王宜林在日前召開的總公司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改革具體任務主要由各專項小組承擔，目前先設立計劃投資體制改革、資產優化、煉化與銷售改革、人力資源改革和科技改革5個專項小組。萬事俱備，只待政策開閘。

　　無論如何改革，繞不過去的問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將產生新的大股東，其持股比例僅次于國有控股股東，甚至由于高層管理人員持股，導致利益被內部人瓜分，風險由公眾股東和國有大股東承擔，最終由納稅人承擔。

　　2004年前后掀起的關于國企改革的爭議，最終迫使國企改革繞了個大遠路，根本原因就在于法治市場不健全，導致出現某些人以小部分資金掌握大資產的極端案例。這些人憑借權力獲取肥厚的租金，并沒有提升社會財富總量，也無助于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培育中國企業家創業精神。

　　要避免出現重蹈覆轍，停止改革不是最好出路，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才是正途。

　　從效率上說，如果一家企業在高管群體的帶領下效率得到極大提升，這些企業家理應獲得改革紅利。這些紅利可以用股權形式表示，也可以用高薪形式體現。關鍵在于，需要有獨立的第三方機構核定出企業的真實增長，以及企業的潛在風險，未來將要支付的成本。正確的激勵機制的核心，是享受合理的收益，承擔企業的風險。

　　立足于現實土壤，有個更好的辦法可以劃清利益與責任的邊界，對于帶領企業做強做大的企業家，以股權加以獎勵，同時設立時限較長的期權制度，如果企業繼續做強做大，并且起碼經受住了一個行業、經濟下行周期的考驗，那么企業家及管理團隊可以分享期權紅利，如果企業未能經受行業下行周期的考驗，企業家為了迅速做大綁架社會資源，不僅應該收回期權，還有必要設立懲罰機制，減少所持的股權。在具有公共色彩的經濟領域，短期內規模急劇擴張的企業，政府有必要持有一股金股，以保障企業的公共色彩不會褪色，否則在煤氣水電石油土地等領域的企業一旦鬧起脾氣來，公眾將受池魚之災。

　　關于混合所有制的一系列擔憂，來自于根深蒂固的觀念，來自于以往的失敗經驗，重塑國企改革的信心，只有靠法治市場。

　　法治市場不僅僅指遵守現有的法律法規，飛速變革的時代，制度通常跟不上市場變革的步伐。法治市場的精髓，是指利益各方經過磋商制定游戲規則，并且遵守共同游戲規則，各方嚴守底線，不越雷池半步。中國建立法治市場經濟的過程“道阻且長”，此時以理想國的方式設想利益各方都是君子國中的君子，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將讓國企改革走上歧途，逐利之人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假設，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是不規范市場的普遍現象。在初級市場，各方遵守底線游戲規則，建立游戲紅黃牌制度，可以保證市場各方主體不突破法律法規的底線。

　　改革能否推進，有時候看的不是短期內對社會有多大提升，而是創造了多少敵人。如果改革有助于提升社會整體財富，如果改革有助于建立公平的法治經濟，遲早會受到大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