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而客觀地看待中國經濟

　　一段時間以來，國際乃至國內再次出現了一些質疑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聲音。有人也再次將這樣的聲音歸結為“唱衰”。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結束時的記者見面會上也坦陳，“一些關于中國經濟偏悲觀的報道我看到了，而且也注意了。”

　　對于這種新的“唱衰”言論，國內一些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這是某些西方人士看不得中國的發展;有的認為這是國內地方政府、房地產商以此要挾以得到政策上的松綁;也有一些人士據理力爭，講述中國經濟如何“風景這邊獨好”;還有人強調，盡管各經濟體的高速增長都僅出現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但中國可以、也必須長期保持7%以上的增速。

　　筆者以為，對于這些質疑的聲音，我們盡可以理性和平常心對之。發出唱衰之聲者，或有“別有用心”者，或有“杞人憂天”者，但至少對相當一部分人而言，提出各種質疑和擔心，或許還是基于事出有因的現象與變化。因在何處?一是中國經濟自2012年以來確實出現了增速下降的局面;二是債務負擔狀況日益加劇。去年二季度，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36個地方政府(包括15個省、3個直轄市本級及其所屬的15個省會城市本級、3個市轄區)本級2011年以來政府性債務情況抽查的結果，這些地區債務余額年均增長6.47%;其債務總量占當年全國GDP總量的7%，超過西北5省區經濟總量的總和。舊債未了又添新債，也難免使人對發展前景不敢樂觀。

　　凡此種種，盡管事出有因，但并不能因此就認為這種悲觀的預期或唱衰的論調是符合實際的。對中國國民經濟的運行現狀及未來發展，需要全面而客觀的觀察和分析。

　　首先，在經過了較長時間的較高速度增長后，經濟增速的適度回落是規律使然。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錢穎一教授，曾經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計算了中國大陸、臺灣地區，日本、韓國的人均GDP指數。結果4條曲線各有一段高度重合，只是不同曲線代表的時間段不同而已。由此證明了特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實屬規律使然。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經濟總量越來越大，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的絕對值也越來越大。比如，2013年GDP增速為7.7%，凈增量剔除價格因素后卻多增了約3000億元。而2009年經濟增速為9.2%，就增速而言，2013年明顯低于2009年;但就凈增量而言，2013年卻大大高于2009年。如果維持不變的增長速度，所要求的增量將越來越大，增長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為了保速度，就難免忽視結構調整，就難免要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

　　其次，中國經濟平穩發展，且協調性有所提高。2013年，全社會用電量增長7.5%，貨運量增長9.9%，主要實物量指標與GDP7.7%、全部工業增加值7.6%的增速之間，在幅度特別是走勢上，體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和匹配性。同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8.9%，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5%，增幅與往年相比并沒有明顯降低，且依然處于較高的位勢。其他主要標志性數據也不乏亮點：第三產業比重首超第二產業，達到46.1%，正在接近“十二五”規劃47%的目標值;進出口總額突破4萬億美元，達到41600億美元;城鎮新增就業人員達1310萬人，創歷史新高;鐵路、高速公路運營里程均超過10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運營里程達1.1萬公里，已居世界首位。此外，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盡管依然緩慢，但總的形勢是向好而非向壞。在這樣的背景下，沒有特殊的原因，中國經濟指標以月度或季度來看難免或高或低，但方向上不應該衰落或惡化。

　　有兩個問題要正確把握

　　盡管我們對大勢應該保持信心，但如果辯證來看，且從提質、增效、轉型、升級的要求考慮，卻有兩個問題需要正確把握：一是如何認識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二是如何把握當前乃至未來的發展速度。

　　兩個問題高度相關，緊密相連。一些官員和學者強調，經濟增速不能再降，認為7%就是底線，否則會嚴重影響就業、財政和居民收入。但恰恰是這樣的認識和指導思想，導致我們在總量越來越大，增長一個百分點的絕對量越來越大，增長難度越來越大的背景下，為了保速度，不得不堅持刺激政策，一再擴大投資規模，遲滯了結構調整的步伐，也難以對資源環境進行有效地保護和治理。于是，便導致我們在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以下愈加嚴重的問題：一是粗放生產經營導致的產能過剩，有生產規模，但沒有帶來經濟效益;二是政府和企業債務增加導致的潛在金融風險，一些欠債者根本無力償還;三是犧牲資源環境帶來的生態危機，對環境的治理已非短期、局部可以見效;四是樓市價格與價值的長期背離。雖然居民收入增加，但購房能力卻越來越差。顯然，這些問題的出現和存在，也必然使我們“保增長”的質量要打一些折扣。

　　走筆至此，不得不說的是，首先，就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關系來說，按照核算的原理，如果總產出是100，中間投入是80，增加值就只有20。但如果提高效益、減少中間消耗，總產出90，中間投入只有60，增加值就是30。雖然30是20的1.5倍，但這樣的速度并不會帶來就業的增加。而2013年經濟增速為近年最低，但安置城鎮就業卻為歷史之最，也表明兩者間并沒有線性關系。其次，就經濟增長和財政及居民收入的關系來看，一些人士僅看到GDP的蛋糕做大了，政府、企業、個人的收入也就水漲船高了。但他們或許僅看到了增量，而忽視了存量。比如把一座剛建好的樓房推倒重建，增量倒是不少，但存量卻增加有限。而為了維持高速度，政府不得不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增加了收入又去搞重復投資;居民雖然增加了收入，但收入水平卻與房價水平越差越大，包括購房在內的實際購買力是降低的，這樣的速度還不如不要。相反，如果容忍速度低一些、再低一些，同時積極調整和優化結構，實現提質、增效、升級，改變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使房價向著與價值相符的方向回歸，雖然因速度減慢也帶來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幅的降低，但這種良性的發展模式會使政府減少不必要的支出，使居民的購房能力得到提升，其實際效果遠勝于不擇手段維持下來的高速度。

　　由此得出結論，我們理性看待那些唱衰和悲觀的言論，既要客觀分析判斷經濟發展的大勢,從現象中得出合乎規律的結論，從而堅定未來向好的信心;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及現實和潛在的風險;更要適應經濟規律的要求和作用，堅持提質、增效、轉型、升級，適度降低對速度的要求和預期，下決心調整結構、保護環境、提高效益，使中國經濟在發展的第二季有一個質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