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早有種說法，對人民幣匯價的看法從來都一致——升值時看法悲觀，貶值時看法更悲觀。那人民幣匯率到底該怎么走?說實話，波動幅度加大，是人民幣踏入國際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筆者希望能借這次暫時貶值之機厘清思路，并促使投資者趕緊調整投資節奏。

　　從2005年第一次匯改以來 ，人民幣升值不利出口、不利中國經濟說法從沒停過，甚至認為人民幣升值是美國的強大壓力加上熱錢流入所致，日本泡沫經濟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的案例為此一再被作為殷鑒提起。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完全是斷章取義，模糊了日元升值的真正歷史過程。

　　不少學者都認為日元升值由1985年的廣場協議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聯手逼迫日元升值。事實并不完全如此，日元升值最早可追溯至1970年，那時一美元兌360日元，隨著日本經濟起飛，日元匯率1985年已升值至260。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走高，1989年至121，豐沛的熱錢也帶動日本股市在同年底沖高至38957的歷史高點。日元在此時迎來一波20%的貶值至140，然后再由140升值至1994年的76。但同樣是貨幣升值卻帶來不一樣的股市走勢，日股一路修正至15000點，日本經濟神話也從此破滅。

　　人民幣兌美元在1994年由4.7一次性大幅貶值至8.27后，匯價連續十多年基本不變，一直到2005年7月21日第一次匯改，人民幣才開始升值，很巧合的，A股也在2005年6月見底后，開啟了到2007年10月滬指沖至6124點的大牛市，這時候人民幣的匯價升至7.51，股市見頂后匯價又繼續上漲至6.82才因國際金融情勢嚴峻而暫停升值步伐。從8.27到6.82，人民幣年均升值幅度約4%至5%。2010年6月第二次匯改，人民幣再度開啟升值模式直到2013年底，每年升值幅度約在3%至4%左右。人民幣雖然是每年單邊升值，但企業不管是通過產能的擴充或是生產力的提升來降低單位成本，甚至可以透過匯率市場來做避險，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確影響了部分出口企業，但長遠來看這未嘗不是一個去蕪存菁、汰弱留強的結構性改革。

　　反觀日元的升值過程，日元每年上下的波動幅度幾乎都在兩位數以上，如此劇烈的波動雖然讓日本培養出了幾家真正具有國際實力的大型企業，但對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卻是一場大災難，也由此種下經濟衰退的因子。

　　那么，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有何不同呢?

　　先從城鎮化的角度來說，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僅在50%上下，而日本在1977年就已經達到了76%，美國更是在1950年就達到了64%，一國城鎮化的程度，代表未來基礎建設發揮的空間，也代表經濟仍有潛在增長空間。再來從人均所得的角度來說，日本在1985年人均收入就已達到了3萬美元的水平，而今天的中國還不到1萬美元，未來整體中國社會在消費、醫療、教育等各方面都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如果說經濟實力代表國力，那匯率的升值應該是伴隨國力上升過程中自然而然發生的現象。

　　但各方對人民幣貶值的擔憂也其來有自，中國在結束三十年以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后，經歷了過度投資帶來的目前鋼鐵、水泥等產業產能的過剩，土地及勞動力成本的上揚，更面臨其他新興國家更便宜的成本競爭，正處于舊有經濟模式不可持續、新的經濟動能尚未生成，經濟增速放緩又暴露出過去快速發展所忽略的種種問題的困難局面中。持續低迷的A股走勢就突出反映了對中國經濟轉型的焦慮不安，當然，換角度看，這也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投資機會。

　　前些年不少投資人因為缺乏投資經驗與風險意識，將大量資金停留在國內儲蓄存款上或者購買理財及信托產品。近期信托的剛性兌付頻頻被提起，嚴格來說，信托投資面向高凈值以及專業人士，那種高報酬是隱含著高風險的。目前仍有不少信托產品涉礦、涉煤，在外在環境不佳的情況下，能否順利兌付仍有疑慮，投資人千萬不要再抱持會有政府兜底的僥幸心態。正如同這次人民幣意外的貶值，幅度、速度均超過各方預期那樣，這類信托市場的風險也很可能超過投資人原先的估計。

　　那么，面對匯市的新變化，投資人又該怎么把握人民幣波動下的投資策略呢?

　　筆者在此提出兩點意見。第一，抓緊機會檢視自己的投資組合，過去幾年海外發達國家股市表現得可圈可點，但卻有部分投資人無法跳脫人民幣升值的迷思，總覺得投資海外產品將帶來匯率損失，過度放大了匯率問題。從匯率變動的歷史經驗來看，避免匯率波動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散貨幣組合，利用一籃子貨幣來自然避險;第二，可以選擇強勢匯率、強勢國家的股市、強勢資產的類別投資。以目前來說，發達國家的市場態勢明顯優于新興市場，英鎊、美元、歐元等貨幣走勢也都優于新興國家貨幣，在全球景氣持續向好的預期下，發達國家股市仍有表現空間，投資人可以擇機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