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如何在全國范圍內不打折扣地貫徹執行，如何嚴防中央財政專項補貼不被某些“歪嘴和尚”層層截留挪作他用，嚴防在安置職工過程中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進行層層克扣，是貫徹落實《意見》面臨的最大難點和挑戰。

　　國務院近日發布《關于進一步優化企業兼并重組市場環境的意見》。這是繼2010年國務院《關于促進企業兼并重組的意見》、2013年十二部委《關于加快推進重點行業企業兼并重組的指導意見》等之后，國務院對兼并重組制定的又一個重磅級政策，彰顯了中央全力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施政導向。

　　一般情況下，對中央政府出臺的這類政策，普通百姓往往感覺離自己很遠。其實不然。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兼并重組是結構調整的主要手段，淘汰落后產能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淘汰落后產能的最大難題是，隨落后產能一起“淘汰”的職工如何就業安置。十幾年前，全國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和“關停并轉”，因未能妥善處理職工就業安置難題，導致5000萬下崗職工被推向社會。如今審視新頒行的《意見》，其中最核心也最值得期待的一條，就是綜合運用財政專項補貼、稅收減免、土地改性、資產證券化、發行優先股、推進混合所有制、轉產轉崗政府培訓、失業保險、社保托底、提前退休退養等一系列新政，確保落后產能被堅決淘汰，原有職工的飯碗得到保障，即便對年齡偏大再就業確有困難的職工，也要力保他們的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響。比如在河北省，僅今年淘汰過剩的鋼鐵產能，就涉及80萬名職工的生計如何妥善安頓。

　　淘汰落后產能，以往的普遍做法是一關了之，債務清償基本轉化為信貸爛賬由銀行“自行消化”，職工安頓全部推給地方政府。由于地方財政有限，往往以被“淘汰”職工實際權益嚴重受損，作為淘汰落后產能的社會成本。如此這般，地方須同時承擔GDP和稅收損失、職工安置費用和維護社會穩定之三重成本，造成地方政府對淘汰落后產能陽奉陰違，以至中央年年敦促淘汰落后產能，地方產能過剩仍年甚一年。置于這一現實背景下研讀《意見》，不難發現，新政之務實在于施政理念之轉變。

　　《意見》改變過去一味對地方政府下任務、壓指標，由地方政府承擔全部或大部分“淘汰成本”的做法，變為地方財政兜底，中央加大專項補貼，發揮企業主體地位，突出依靠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作用，調動優勢企業兼并重組積極性等一攬子解決方案。按此方案操作，淘汰落后產能之阻力當大為減小，政府“拉郎配”現象也會明顯減少。

　　以此為基礎，上周推出的優先股發行試點，旨在為優勢企業兼并重組落后企業提供充足資金保障。允許優勢企業定向發行可轉換債券為兼并重組募集資金，利用定向權證等金融衍生品作為兼并重組的支付方式;允許優勢企業與各類準金融企業合作，拿企業債作為融資工具籌集兼并重組資金等，都是十分得力的政策舉措。以往由于過度防范金融風險，或擔心油水肥了民資的田，導致開放金融市場形似而實不至，社會投資渠道單一，社會資本一個勁炒蒜、炒豆、炒煤、炒樓，搞得市場生態烏煙瘴氣。在《意見》的設計中，伴隨兼并重組資金募集渠道多元化，喊了多年未見起步的金融市場開放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經濟領域的任何改革，都須以改善民生為基本落腳點，其中保障就業是經濟結構調整能否贏取民意的關鍵所在，《意見》正體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民本邏輯。當然，如此評價《意見》還有一個前提，就是《意見》如何在全國范圍內不打折扣地貫徹執行，如何嚴防中央財政專項補貼不被某些“歪嘴和尚”層層截留挪作他用，嚴防在安置職工過程中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進行層層克扣。這是貫徹落實《意見》面臨的最大難點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