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各方都想“大義”在手，這時候，攜程網在網絡支付上的不安全就可謂是給想睡覺的一方送了個枕頭。

　　攜程網漏洞泄露用戶支付消息，本來是個互聯網公司的技術與安全事件，但因為事發時機湊巧，坊間有論者就將之與互聯網金融相聯系，稱“攜程漏洞門使互聯網金融再添曲折”，而且，這種觀點或許還真能一語中的。

　　攜程漏洞門是個別互聯網企業的行為不規范與疏忽，并不能因此證明互聯網金融是不安全的，如果在平時，也很難影響到互聯網金融業的發展進程。但現在正是傳統金融業與阿里巴巴等互聯網金融企業就監管問題激烈博弈期間，監管部門正要對第三方支付施加諸多限制，在這個關鍵時期爆出這樣的事情，其后續影響就很難估測了。

　　與攜程漏洞門幾乎同時爆出的，是四大行攜手調低儲蓄卡快捷支付限額。3月22日，建設銀行將用戶儲蓄卡快捷支付額度從單筆5萬元降為5000元，至此，一周之內，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都已經相繼調低了快捷支付額度。而理由正是為了保護個人信息和賬戶資金安全。

　　由于一般的互聯網消費涉及金額不會太大，5000元已足夠，因此，受限額調整最大的應該是一些新興的互聯網金融業務，新規定實施后，用戶通過手機快捷支付購買理財產品將變得更麻煩，很可能一筆錢要分幾次甚至十幾次才能轉入。當然，通過各個銀行的網上銀行或者柜臺，用戶還是能夠實現大額轉入，但轉賬變得“更麻煩”這件事都是一樣的。

　　從表面上看，四大行分別調低快捷支付額度都是各自的商業行為，無可厚非。但如果聯想到此前央行公布的《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手機支付業務發展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等文件，以及央行對虛擬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的叫停，就會發現事情沒那么簡單，傳統金融正在向新興的互聯網金融業施加壓力，以限制其蓬勃的發展，而全部的理由只有一個：安全問題。

　　安全與監管是金融業的題內應有之意，縱觀互聯網發展史乃至整個技術發展史，監管從來都是滯后于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創新的，從這個角度講，在互聯網金融業狂飆突進近一年后，把監管提上日程并不為過，但為什么企業界與外界輿論會對監管問題有非常大的反彈呢？關鍵還是動機和利益。

　　很多人懷疑，是因為互聯網金融業動了銀行們的蛋糕，切分了傳統銀行業的利潤，才導致銀行與銀聯等利益群體以安全和監管為理由，推動了央行對互聯網金融業的限制。這種懷疑有一些陰謀論的味道，但卻不乏事實支持。在一些互聯網金融產品推出后，各地銀行存款被分流的報道層出不窮，比如最新的就有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披露，今年前兩個月，天津市金融機構個人存款同比多減169.84億元。

　　雖然加強監管本身是正確的，但金融業到底是因為競爭的壓力，還是安全的壓力在推動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這個問題仍應搞清楚，因為動機往往對手段的合理性有重要影響。如果是因為競爭原因，那么對互聯網金融業的監管就必然包含有打壓的色彩，而如果確實是出自安全考慮，則會促進互聯網金融的發展。爭議各方都想“大義”在手，這時候，攜程網在網絡支付上的不安全就可謂是給想睡覺的一方送上了枕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