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在千呼萬喚后，終于露出廬山真面目。近日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在推進人口管理、土地管理、財稅金融、城鎮住房等方面加強了制度頂層設計。城鎮化的核心在人，《規劃》發展目標也同樣聚焦于此。《規劃》明確，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陳耀認為，《規劃》內容強調的目標實際上比較保守，以往城鎮化目標一年一個百分點，最近十年可以達到1.3%甚至1.4%，這次的信號意義是在速度的基礎上突出城鎮化的質量(《每日經濟新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從不到19%漲到了52%，3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有一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但是從絕對水平看，51%也就是美國上世紀20年代的水平，日本上世紀50年代的水平。從數據上看，中國城鎮化率2012年已經超過52%，但實際上按人口統計中農村戶籍人口9.3億來計算，城鎮人口僅有4.2億左右，與城鎮化率相比有2.6億左右的缺口。從這個數據來看，中國城鎮化在未來二三十年有巨大的機會。然而，政府推進城鎮化的前提是采取的措施必須合理有效。否則，就有可能適得其反，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
　　現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仍面臨著許多挑戰，一方面，城鎮化是在較大國土范圍內完成的資源在空間分布的優化，但是中國城鎮化卻難以擺脫行政體制羈絆，突出表現在勞動力流動非常自由,但是相應的權利和福利分配跟不上來。尤其是戶籍、土地、社會保障仍屬地域化；另一方面，面對大量農村移民涌入城鎮，如何進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投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同時，中國對于人口經濟資源在空間的集聚和集中，無論觀念、專業知識，還是人才都嚴重不足。
　　近些年，在一些地方，由政府推動的“城鎮化運動”轟轟烈烈，走在前列的是如火如荼的房地產開發建設。在各地常見的做法是：政府以各種名義征用農民手中的承包地及自家宅基地，出讓給開發商，搞房地產開發、園區開發，讓農民上樓集中居住。往日“聽取蛙聲一片”的鄉村，轉瞬間變成“眼前樓群一片”。在“讓村民變市民”的口號下，許多農民或被迫或被忽悠住進了樓房，卻未享受到市民待遇，且喪失了做農民的一些好處。而偷著樂的，大都是賺得缽滿盆滿的房地產開發商。對房地產綁架城鎮化的現實，許多人表示擔憂和質疑，擔心目前這種以圈地建房造城為特征的急風暴雨式的“城鎮化運動”，會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后患。
　　“沒有百姓可承受的房價，就沒有新城鎮化”。在此前一場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指出，新城鎮化絕不應該走房地產化的道路，尤其是不能高房價化，而必須以“人”為核心，圍繞人生存、發展的需求而進行。袁喜祿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城鎮化被新一屆政府視為“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重要性空前提高。而與此同時，曾經把房地產開發當做城鎮化的舊有模式，正在遭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警告。
　　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歷程表明，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會產生嚴重的“城市病”和“農村病”。為了糾正城鎮化過程中的“市場失靈”，更好地進行市場難以保證的必不可少的城鎮規劃和城鎮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防止或減少“城市病”和“農村病”的發生，更快地實現健康城鎮化，中國各級政府采取相應措施主動推進城鎮化是必要的。一方面，應預防城鎮化走歪路。發達國家主要是在市場的作用下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但是僅靠市場的作用不能保證健康城鎮化的實現。真正的城鎮化除了需要政府強力引導外，還要靠市場和企業的參與，這才是現代化城鎮化的進程。所以在城鎮化進程中一定要開放市場，讓民間資本參與進來，而不光是政府的投資。另一方面，推進城鎮化一定要防止變為房地產化、泡沫化、投機化、財富轉移化、貧富差距化。更要防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迫使農民上樓、農村被城鎮化，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