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經濟結構調整、提質增效的關鍵年。如何在實現經濟穩中有進的同時，牢牢掌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主動權?大力推進改革創新，無疑是重中之重。

　　就經濟發展階段而言，我國已從下中等收入水平階段進入了中上等收入階段，經濟條件發生了多方面的變化，各種要素價格進入快速上升期，國民經濟成本迅速提高，投資和消費需求出現不足，出口需求受世界經濟周期性影響產生大幅波動。轉變以高成本、高投入、高增長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擴張方式，尤其迫切。

　　經過近年來的結構調整，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失衡的問題已經趨緩。投資與消費結構嚴重失衡局面正在扭轉，投資率與消費率已大致持平，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的狀況也得到初步糾正，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開始上升，要素價格也開始趨于合理，帶動資源配置結構發生實質性調整。從承受失衡能力上看，就業崗位的需求略大于供給，社會承受失業的能力有所提升;政府對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下降的適應性不斷加強，為結構性減稅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企業對經濟增速回落的適應性也有顯著上升。這些積極變化，為進一步強化結構調整提供了保障。

　　也要看到，經濟增長雖然從高速降為中高速，但其可持續性和有效性仍令人擔憂。投資需求增長年均在20%以上，其中各級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市場力量不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平均增長10%以上，但由于收入分配結構未有較大改觀，穩定增長的動力不足。同時，企業創新力不足，整個國民經濟結構升級的動力缺乏市場基礎。資源配置在產業結構上存在嚴重的“反效率”配置，資源還難以從資本邊際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低的部門有效轉入高的部門，甚至逆轉的現象短期內難以克服。一些行業的嚴重產能過剩問題，已成為結構調整不得不翻越的大山。

　　不能不提的是，我國通脹絕對水平雖不太高，但由于動因復雜，化解并不容易。因此，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下行的雙重風險，結構調整的外在阻力不容小覷。在“雙重風險”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和基本傾向的選擇面臨困難，既難以全面擴張，又難以全面緊縮。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相互之間反方向的“松緊搭配”方式，也令相互抵銷效應日益強化。

　　必須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政府治理結構。無論是宏觀政策的有效性、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還是供給管理的引入等，都必須以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前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加快包括勞動、資本、土地、生態、專利、資源在內的要素市場化，使生產者在要素市場上真正地自由競爭。否則，政府干預造成的要素價格扭曲就會繼續阻礙結構調整。

　　我國宏觀經濟的這些新特點，決定了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唯有改革，才是經濟內生動力的根本保障。以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實現結構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我們才能保持經濟的均衡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