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就“簡政放權”講了一段頗具深意的話，“放并不是說政府就不管了，我們講的是放管結合。要讓政府有更多的精力來完善和創新宏觀調控，尤其是加強事中事后的監管”。筆者認為，這為轟轟烈烈的新一輪改革加上了一個十分冷靜的注腳。

　　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后，輿論對于“放”的方面充滿了期待，“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一句可謂耳熟能詳，對其的解讀也比較充分。但是對于“管”的方面，就看法各異了：有的認為管得越少越好，審批越少越好，否則就不是市場化;有的認為政府不能輕言放權，否則會一放就亂。

　　針對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管”與“放”的爭論也很激烈。對此，證監會主席肖鋼已多次加以說明，“股票公開發行涉及廣大公眾利益，不論是注冊制還是核準制都需要經過政府部門、或者政府授權部門的嚴格審核”。事實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股市也是這么做的，即使政府不專設審核機構，也要由政府授權的機構審核。而在一家公司成為上市公司后，政府監管機構和交易所等自律機構要實施持續的監管。一旦發現違法違規行為，則交由政府監管機構和交易所等自律機構依法處理，直至交法院審理、判決。

　　我國改革已進入啃硬骨頭的階段，把屬于市場的交給市場，更多釋放市場主體的活力，是必然的步驟。但畢竟，市場深度越大，市場越活，其與公眾利益的關聯也越多。政府要承擔的責任，就是維護市場公平，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其實，發達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由于生產要素可自由配置和資本可自由擴張，政府對經濟生活的直接干預確實在收縮，但其對市場活動實施監管的范圍卻不斷擴大，監管的深度不斷增加。如西方國家對于資本市場的監管，其實是極其細微和瑣碎的。這是因為，市場經濟進入高級階段后，最主要的矛盾并不是政府與市場的矛盾，而是市場主體與公眾利益的矛盾。大量的市場交易、過度的利潤追求，會產生可能損害大眾利益和安全的負面外部效應。我們日常所見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侵犯知識產權、蓄意污染環境等違背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行為，其實在發達國家前期歷史上都發生過。這就要求加強政府監管的責任。

　　對于審批權，也需要全面看待，防止走進誤區。無論在歐盟國家還是在美國，審批權都是政府實行經濟和社會監管的重要政策工具。審批權是處在市場力量和公眾利益之間的一道門檻，是政府實現社會經濟監管權的重要依托。審批權是事前監管手段，與監管權并不必然矛盾。

　　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金融風暴也說明，監管缺位是引發危機和放大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政府隨后也借機扎緊了監管的籬笆。

　　可見，“放”與“管”是一對相互協調的治理手段的組合。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梳理和界定哪些事情該由政府來管，哪些事情該交給市場來管(包括市場各主體和行業自律機構)。該放的要果斷放，該管的要管起來。一些長遠看該放但目前條件不具備的，要積極創造條件。

　　李克強總理說，我們要努力做到讓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是對市場與政府關系的最好詮釋，也體現了嚴肅的法治精神。“放”與“管”既要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治理的規律，也要堅持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