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信旅游、易事特等次新股連續大幅上漲成為近期市場焦點，這些次新股的網下配售對象更是賺得盆滿缽滿。不過，這些最多不過20名的配售對象，均是在幾百名詢價對象中經過剔除大比例的最高報價才殺出重圍。

　　某種程度上，最高報價剔除比例是政策賦予發行人定價留下的“一個口子”。發行方通過靈活設置網下申購總量報價最高的剔除比例，讓新股報價更為合理有了變通的途徑。奧賽康事件后，諸多新股發行都通過采取提高最高報價剔除比例的做法，主動放棄高價發行順利上市，如眾信旅游剔除比例就接近97%，易事特剔除比例也接近53%。

　　新股最高報價百分之八九十的剔除比例顯然是不得已而為之，在解決老股轉讓規模過大的問題同時，也因壓低新股發行價格，直接導致了次新股上市后的暴漲熱潮。某種程度上看，正是發行方為實現合理報價采取超高比例剔除，為二級市場炒作騰出了空間，次新股被爆炒可以說是提高最高報價剔除比例留下的“后遺癥”。

　　如果說新股發行通過提高最高剔除比例，解決了老股轉讓規模過大的問題，但衍生出了次新股被爆炒的新問題，那么就值得我們反思：提高最高報價剔除比例是否被濫用?是否有更行之有效的辦法?

　　不少新股剔除最高報價比例高高在上，目的在于解決老股轉讓規模過大，但問題源頭還是在發行報價過高的根子上。而發行報價過高，根源依然出自詢價制度，在目前投行配售權較大、打新資金熱情較高、次新股上市后股價動輒翻番的形勢下，機構詢出高價實在不難，甚至不排除合作報高價的可能。

　　從以往發行的新股看，機構詢價由于不需要繳納任何款項，且不同于網上的“市值加資金”申購，僅需提交申報價格與申購數量即可。沒有資金成本壓力的約束，為了提高命中率，一個配售對象報滿三個價格檔位的不在少數，報出高價者更是比比皆是，即便最終被剔除，卻也在無形之中抬高了新股報價的價格中樞，高價新股誕生的邏輯正是如此。

　　因此，要想新股定價更為合理，采取提高剔除最高報價比例的做法屬于事后干預，要想事前干預，則應該在機構報價的有效性上下功夫。試想，如果在新股網下詢價配售環節就引入保證金制度，即詢價機構按照所申報價格乘以對應的申報數量得出詢價總額，按照一定比例在詢價階段就繳納資金，新股定價后按照報價是否有效進行申購資金增補退還。那么此舉由于會加大機構新股配售的資金成本，因此可以約束機構理性報價，同時還能降低新股報價的價格中樞，使新股定價更為合理。久而久之，老股大規模轉讓或可休矣，事后干預超高比例剔除高報價亦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