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春節少了往年的消費熱潮，比如煙花和年夜飯的消費量大減，一般而言，大都是家庭消費而非公款，這種家庭削減過年支出的現象在大部分農村地區也很普遍。

　　在城市這種現象較好理解，即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反腐整風工作，剎住了公務員階層“逢年過節”接受禮物的傳統，大部分單位也不再發放“過年福利”，這個龐大階層要過“裸年”，必須親自支付大部分過年消費，才知道要花很多錢，不得不節省支出。而在此前，由于有豐盛的禮品和福利，他們在非必需品方面的消費更為積極，比如煙花和年夜飯等。他們對未來充滿憂慮，也是樂觀預期消失的原因之一。

　　但是，農民工階層預期發生變化是樂觀氛圍不再的主因。中國農民工收入大幅增長是2008年后中國政府幾次財政刺激的結果。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2009年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2012年為2290元，短短幾年翻了一倍多。但2012年雖然比上年提高241元，但增加額比上年同期減少118元，增幅回落9.4個百分點，2013年月均收入則為2609元，這意味著農民工收入增速正在快速回落。

　　盡管有一些特殊行業因勞動力“供給荒”而繼續抬高薪酬，但大部分行業工資快速增長的現象已經消失。一些農民工不再樂觀的理由顯而易見，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正在縮減基建規模，三四線地產業投資早已萎縮，再加上餐飲行業的低迷，這將影響到很大一部分農民工的就業與收入。

　　過去幾年農民工收入快速增長產生了樂觀預期，而同期城市中等收入階層則面臨收入停滯、房價過高等壓力。這種收入增速在農村地區制造了消費升級，即房屋與汽車成為結婚標配，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農村地區按揭非常普遍。現在，城市房屋價格居高不下，人們對未來收入不再那么樂觀，但房車的“婚姻剛性需求”卻依然存在，這為農民工階層制造了巨大的壓力，他們與一線城市的白領壓力已經類似。

　　強化這種壓力的，也與中國農民工年齡結構發生改變有關。現在，80后、90后成為農民工主力，與父輩或者比他們年紀更大的同鄉不同，他們追求與自己收入不符的物質生活，這也是“房、車”成為結婚必需品的重要原因。而70后或年齡更大的群體，則將孩子教育視為最大的任務，大部分試著將孩子轉移到城市就讀，這需要更大的支出。可以看出，年輕一代農民工在收入短期過快增長的刺激下，產生了“市民化”的愿望與需求。而現在他們的收入增速大幅減緩、就業開始形勢嚴峻以及房價居高不下，甚至很多家庭承擔長期債務，其中的壓力可想而知，相關刺激性政策的短期效應扭曲了整個社會的判斷和目標，能否通過“城鎮化”滿足新生代消費市民化的需求，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非常值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