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就人口經濟體量和持續時間來看，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但是由于人均收入起點很低，目前我們仍然處在典型的中等收入階段和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的中期。
　　從先進工業與落后農業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過渡到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城市經濟主導，農村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其前提是實現農村就業人口向城市就業人口順利轉移，使得國家的絕大部分就業人口轉入現代的城市經濟體系，從而改善農村的人口資源關系，使留村農民能夠實現農業現代化方式的規模經營，從而消除城鄉收入差距。
　　但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是，由于種種主客觀條件制約，工業和城市經濟能夠吸納的農村轉移人口有限和緩慢，因此，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農村，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長期存在。同時也有一部分國家典型的如上世紀后期的拉美國家，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城市化率很高，但相當一部分進城農民并未進入正規部門就業、融入城市化的市民生活，而是進入了城市貧民窟，從而形成了城市化的梗阻和消化不良。更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典型的如印度，既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在農村滯留，又有城市貧民窟的普遍存在，這種進城留鄉都難以擺脫困境的二元經濟結構更容易使人感到無助。顯然，無論城鄉之間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還是城市內部存在貧民窟的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都不是可融入的城市化。
　　對比之下，二戰之后的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等經濟體，一個共同特點是實現了可融入的城市化，即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吸納了大量的農村轉移人口，并將其全部市民化，沒有形成規模意義上的貧民窟。
　　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走了一條特殊的道路。我們有2億多農民進城務工，但又還保留著農村的土地和住宅，大量的家庭分離，6000多萬兒童不能跟隨務工的父母生活，留守在農村老家，從而形成了“離鄉不離土”的兩棲狀態。這種特殊的工業化城市化道路過去對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發揮過巨大作用，但是，這種幾億勞動人口在城鄉間的長期流動，不僅造成了巨大的勞動時間浪費和對交通運輸能力的壓力，人力資本素質不能隨產業升級而提高，非舉家遷徙的家庭悲劇和第三產業的長期壓抑，農村土地集約使用的瓶頸和農業規模經營和現代化的障礙，而且隨著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返鄉務農，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實現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市民化即可融入的城市化，既是實現公民權利均等化的要求，也是中國社會穩定、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由之路。
　　農民進城可融入的核心一是就業，二是居住。就業從來不是農民工的主要問題，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礙是居住問題。我國農民進城務工通常是單身形式，大量居住在集體宿舍、地下室和城中村、城邊村的農居中。雖然表面上看不到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公開蔓延的貧民窟，但農民工的居住條件與環境實際上與貧民窟無異，而且通常還不能將妻子子女帶在身邊。所以聯合國人居署的統計實際上是把中國農民工的居住條件列入貧民窟的范疇。因此，解決我國農民工在就業城市的安居和即能舉家融入市民階層的居住環境，是可融入城市化的主要測度，也是我們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