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達沃斯論壇昨日舉行，這是為全球精英提供思想交流的一個平臺，它的議題具備時代感和前沿性，吸引了諸多政治人物、科技新貴、專家學者、企業精英的參與，但它也是一個清談俱樂部，不具有制定采取行動的某種措施或方案的能力。

　　達沃斯論壇的崛起有賴于全球化程度在過去十年得到異常迅猛增強，也產生了一批新的精英。面對一個快速發展、相互關聯的復雜世界，如何更深地理解全球化與未來趨勢，類似達沃斯論壇的全球性會議為各界提供了交流機會和平臺。

　　過去十年，中國的崛起及全球金融危機是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該論壇與中國的關系非常密切，中國經常占據議題核心，甚至他們在中國分設了夏季達沃斯論壇。不管是該論壇借助中國話題擴大影響力，還是中國借助該論壇發表意見，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共贏格局。

　　自2008年開始，中國政府高官曾出席過該論壇，但從2012年始至今，再未派高層領導人出席。不過今年李克強總理對該論壇的開幕作了書面致辭。或許是，2008年美國陷入危機后，中國增強了對自己國際地位的信心，也相應承擔了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責任。但由于中國過度刺激客觀上帶來了經濟結構更加失衡，從而必須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國內事務與改革中，因此，中國淡化了在這一論壇發表意見的興趣。

　　同時，一些輿論也在質疑達沃斯論壇的價值，因為其會員費及年度會議門票高達7萬美元，并對會員的資產做出了過高門檻限制，被稱為“天鵝絨俱樂部”，為有錢人構建關系網。比如一些新貴在這里追尋已成功人士，然后相互認識并一起出現在公眾面前。因此，一些精英拒絕出席這個論壇，尤其是美國一些更加務實的科技新貴。

　　著名媒體人克里斯蒂婭·弗里蘭在其最新著作《巨富》中，解釋了諸如“達沃斯論壇”等全球性會議崛起的原因。他認為發達國家正處于“第二次鍍金時代”，與新興市場國家“第一次鍍金時代”重疊，這些由全球化產生的超級“巨富”正形成一個跨國圈，他們自認為是世界公民，并通過參加各種峰會聯系起來，一些原本地方性、行業性活動，現在成了全球活動。

　　新一代超級富豪的崛起讓全球貧富差距拉大成為一種危險現象，在達沃斯論壇開幕前，其組織者發表了《全球風險報告》，認為收入差距過大是未來十年最可能出現的全球性風險。在一些發達國家中產階級開始反對全球化，并持有越來越強烈的民族主義，這意味著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不僅加劇和削弱社會凝聚力，也會影響全球化命運并增加國際間沖突風險。

　　巧合的是，英國慈善組織樂施會也同時發布報告警告稱，富人與窮人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可能造成多種負面影響，其中包括導致社會動蕩。該報告認為一個人數不超過85人的精英團體手中集中了全球最貧困的半數人口(35億人)的財產總額。

　　一個精英與巨富俱樂部開始提醒 “貧富差距風險”，說明這個風險已迫在眉睫。對于中國而言，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國內問題，或許正是因為內部經濟結構失衡與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致力于國內改革的中國政府不愿去達沃斯談論國際經濟，如李克強總理在致辭中，主要闡述了中國正在推進的改革事業。因此，但愿以重置為關鍵詞的這次達沃斯論壇，能為重塑全球政治、商業和社會等秩序凝聚全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