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的信息和真實的數據是理性決策的前提。中國經濟規模穩居全球排行榜第二的顯著進步，恰恰表明中國急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與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如果中國不能強化產業與金融資本力，則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的集中爆發極有可能使中國經濟倒退10年。
實際價值遠沒經濟數據好看
中國真實經濟實力究竟有多強，無論是中國國家統計局還是世界銀行，恐怕都很難給出精準的答案。
如果以數字來說話，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指標，不外乎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生產總值(GNP)、進出口總額、外匯儲備(黃金儲備)等。如果再精細一點，就應當包括一國經濟產出中的高技術產業比例、出口中的高附加價值產業比例、本國貨幣與金融在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等等。換句話說，主要要看一國對全球重要產業控制力的大小以及是否擁有足以左右全球產業與財富分工的貨幣符號。
就粗線條而言，得益于人民幣升值以及7.7%的經濟增速，2013年，中國的名義GDP已達9.3萬億美元，較2012年增加1.1萬億美元，差不多相當于日本去年名義GDP的2倍。而在2010年，中國的名義GDP才6.0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最近三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差不多以每年1萬億美元的增加值在擴大，相當于韓國2012年的經濟產出。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去年為4.16萬億美元，估計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外匯儲備更是達到空前規模的3.8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外匯儲備總額的40%。而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強國且擁有最強本位幣的美國，除了擁有超過8100噸的黃金儲備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形式的外匯儲備。這是因為，國際間的貿易往來，業務結算大多涉及美元。
就進一步的指標而言，中國或者很難拿出漂亮的數據，或者還是一片空白。例如，中國去年看起來很好很強大的經濟規模(9.3萬億美元的GDP中注水成分不會很少)中，真正有意義的部分，筆者估計不會超過1/3。而其中完全是中國人自己運營的經濟附加值高的產業，估計不會超過1/3。如果以貿易結構來衡量，中國的4萬億美元貿易量，其實際價值遠非數據那樣好看。
以美中雙邊貿易為例，表面看來，中國是最大獲益方。如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為5210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預計為2000億美元左右，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機電產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貿易為主，而且多是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所生產。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蘋果、IBM、英特爾、寶潔、可口可樂、沃爾瑪等跨國公司才是最大獲利者。美國無論是中美雙邊貿易結構還是在全球貿易價值鏈中獲得的實際利益都遠超中國。例如，在美國2012的出口結構中，資本貨物是占最大的類別，2012年這一數據為5267億美元，余下是工業用品(5009億美元)、消費產品(1816億美元)、汽車及零部件(1460億美元)。而且美國一向引以為傲的服務貿易2012年的盈余高達1953億美元。美國的貿易赤字中，又有53.9%的比例來自石油領域，而在美元占到石油貿易結算90%以上的今天，這種簡單的數字游戲對美國來說絕對是利大于弊的。因為在美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貿易與支付中介的金融框架下，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和龐大的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體系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共同服務于美國的國家戰略。美聯儲作為全球事實上的中央銀行的地位暫時沒有人能夠撼動。而全球貿易對美元的需求又使得各國依托于美國的金融系統和美元進行經濟活動。
GDP排名不能準確衡量經濟實力
因此，中國穩居全球經濟排行榜次席的顯著進步，恰恰表明中國急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因為在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國際經濟秩序主導權以及重要產業控制力和財富符號爭奪的今天，簡單的GDP總量排名并不能準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尤其是國際競爭力的大小。譬如英國，盡管其2013年的GDP大約為2.5萬億美元，大約只相當于中國的27%，差不多相當于中國廣東省、山東省加上海的GDP總量，但英國在全球金融、戰略產業、產品定價權乃至創意設計等方面卻是不折不扣的頂尖強國。德國亦如此，工業實力極其雄厚的德國，在工業技術、工藝制造、資源利用以及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方面，至少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都是中國的老師。更要強調的是，在經濟可持續發展越來越依賴于資源和技術的今天，像中國這樣的特殊大國決不能滿足于經濟規模的表面擴大，而應從稀缺性和壟斷性的角度正視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技術瓶頸與資源供給約束。
另一方面，表面強大的中國銀行業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的前提下獲得暫時性優勢的。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場體系更潛藏著系統性金融風險。本就內外經濟失衡的中國，在愈來愈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爆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假如以樓市為代表的資產泡沫最終破滅(2013年僅新建住宅銷售總額就突破1萬億美元)，假如經濟戰略轉型遲遲不能落到實處，不能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舉債沖動，假如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格局遲遲不能破除，則顯性與隱性風險不斷放大的地方債務問題最終有可能成為引爆系統性經濟風險的導火索。假如美國成功地通過美元貶值、人民幣的升值以及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的實施實現出口的快速增長，則不僅有可能打破“美國消費-中國生產”的分工格局，而且將極大地擠壓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環節的核心利益。如此的話，中國不僅將無法獲得足夠的財力來建立支持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更有可能錯過追趕美國的“時間窗口”，進而失去成為一流經濟與金融強國的基礎性條件。屆時中國不僅再次被拉開與美國的經濟差距，還有可能失去原先擁有的傳統經濟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