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農村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的規定，將再一次推動農村生產力的大釋放。其中的關鍵在于，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擔保和抵押功能重新賦予農民。

　　2003年開始施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確規定，通過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者其他方式流轉。11年前的那一次還權賦能，更多只是針對小范圍、小規模的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彼時，中國已經加入WTO，世界工廠的紅利開始加速釋放，海量農民轉入城市做工，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恰逢其時。

　　在那之后，城鎮化率從40.5%提高至53.7%，意味著農村人口又減少了近2億人，農地的大規模集中開始成為可能。去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亦首次出現了“職業農民”字樣。

　　不過，種糧好手一直頗多苦水，11年前的《農地承包法》盡管準許轉讓，卻沒有提及擔保與抵押。換言之，種糧好手更多只能通過自身資金發展，擔保和抵押一類的金融杠桿難以撬動，農地規模大為受限，職業農民之路依舊漫長。

　　這一輪的還權賦能，打開了農業經濟的關鍵閘門，農業生產力釋放指日可期。但也要看到，這絕非“三農”問題的終點。

　　53.7%的城鎮化率，距離75%B80%的城鎮化率目標，仍有二三十年的路要走。目前留在農村的6.7億農民中，仍有一半人將進入城市工作、生活。此時，城市建設用地的緊張，和農村宅基地的浪費，就成為一對此消彼長的蹺蹺板。如何盤活海量宅基地資源，如何增加城市建設用地供給，已是擺在決策層面前的一組課題。

　　此前，國土資源部的消息稱，500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用地指標將被嚴控，正是這一對矛盾的現實寫照。無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是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提出慎重、穩妥推進宅基地使用權抵押、擔保、轉讓的試點，用意就在于從根本上緩解這一矛盾。

　　如果宅基地的還權賦能工作，不能在農村承包地“三權分離”改革后接力展開，則土地資本化難以推進，農民財產權的落實會受到影響，數億農民進城的希望也會被拖延。

　　也許有人會說，即使農民財產權沒有落實，城鎮化率依舊一路攀升到了53.7%。問題是，如果統計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這一數字恐怕會下跌。戶籍背后附著的社保、教育、住房等保障功能，才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目標最需發力之處。當農民工真正市民化，新型城鎮化方可達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