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兩大事件對中國股市影響很大，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深化體制改革全面啟動;二是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全面退出。前者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將全面轉型，經濟增長的活力與動力隨著改革而被激發出來，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將開始，但這是一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后者意味著5年來廉價資本盛宴結束，全球資金的風險偏好、流動方向、利益格局等方面將出現重大調整。
就前者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政府很快就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及新國九條，希望通過一系列的基礎制度改革來重振中國股市，激發股市的活力，調整股市的利益關系，以便為國內股市的繁榮與發展創造制度基礎。但是任何重大制度改革對市場的影響，并非是立竿見影的。
一般來說，金融市場交易的產品是信用，是對信用的風險定價。銀行是這樣，股市是這樣，其他金融產品也是如此。既然股市交易的產品是信用，那么這種信用又從何而來?
筆者認為，信用獲得的方式不一樣，金融市場運作方式及特性也會不一樣。這些是決定一個國家股市能否繁榮的關鍵。
由于中國股市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而來，因此，股市信用更多的是通過政府擔保或隱性擔保的方式來獲得，使得投資者的交易行為、股市成本和收益分析的方式與由市場演化而來的信用交易方式完全不同。市場化的信用風險的成本與收益完全由當事人來承擔，但政府擔保的信用風險的收益可歸行為當事人獲得，成本可能轉化給整個社會來承擔。這也是中國股市為何投機炒作盛行、大股東刻意操縱市場及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等現象出現的原因所在。
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要求形成能承擔風險、自主經營、消費選擇自由的主體，目的就是希望弱化政府對市場的信用擔保，以此來確立市場化的信用關系。最近，《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和新“國九條”正式推出，這兩個是重新確立股市信用關系的基礎性制度，他們對市場的長期影響不可低估。但是，確立新的信用關系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股市走向成熟也同樣需要時間。這就決定了2014年中國股市只能在改革中緩慢上行。
對于美國QE的退出，筆者認為，絕不能輕視其對全球市場及中國市場的影響與沖擊，盡管美聯儲主席一直在強調減少購買債券不是貨幣緊縮，這實際上是希望從心理上來減弱QE退出對市場的影響。由于美國貨幣政策的國際性，5年來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基本上造成了不少新興國家資產價格全面飚升，各種資產泡沫被吹大，只是不同的國家所表現的形式不一，如貨幣升值、股價上漲、房地產泡沫吹大、大宗商品價格飚升。筆者認為，當廉價的資本盛宴結束，這些過度飚升的資產價格回歸理性將是必然。如黃金崩盤、“弱勢五國”的貨幣(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快速貶值等。
對于中國來說，美國QE退出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房地產市場。近5年來，中國不少城市的房價上漲十倍以上，市場的投機性仍未得到有效抑制。應該說，銀行信貸及社會融資過度擴張及過度杠桿化是根源，這對中國股市也產生了嚴重的擠出效應。
因此，當美國QE退出，受直接影響的應該是價格飚升的房地產，然后是銀行體系及國內金融市場。所以，為了防范美國QE退出對國內銀行體系及金融市場的影響與沖擊，最近國內監管層出臺各種政策來防止更多的流動性再流入國內房地產市場，如對影子銀行的整頓、對地方融資平臺的清理、對貨幣市場限制等。也就是說，美國QE退出，不僅可能讓一些資金撤出住房市場逃離中國，也可能讓一些資金撤出住房市場后另外尋找新的投資市場。因此，筆者認為，如果中國體制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如果國內經濟逐漸好轉、如果中國股市能夠在改革中企穩，那么這些從住房市場流出的資金有可能會進入中國股市。但這同樣是一個過程。
可見，2014年的中國股市，受影響最大的是中國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及美國退出QE。這兩個方面對中國股市都是有利因素，只不過其對股市價格的影響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此外，IPO上市對股價的影響只能是短期的，市場根本不需要那么恐慌，也不要用老的制度框架來看當前的市場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