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率先復蘇，扮演了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要角色。從2011年開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卻沒有動搖其引擎地位。主要發達國家仍然受主權債務危機等諸多問題困擾，經濟增長動力依舊較弱。
在2013年全球經濟整體低速增長的大背景下，面對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顯露復蘇跡象、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放慢所形成的反差，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的爭論日趨激烈。一些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甚至斷言，發達國家將取代新興市場國家，重新引領全球經濟增長。這一判斷能否實現，取決于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也取決于新興市場國家可否重現高速增長。
經過5年調整，主要發達國家已初步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困擾。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金融機構與家庭資產負債表等有了明顯改善，有些指標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然而，主權債務危機尚無出路可言。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超寬松的貨幣政策，支撐經濟持續繁榮的新產業還未形成�；谏鲜雠袛�，短期內發達國家持續復蘇的動力還不足，難以引領全球經濟進入下一輪繁榮周期。
過去5年，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走勢值得玩味。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新興市場國家受直接沖擊較小，卻與發達國家一起實施了大規模刺激政策，其結果自然是率先復蘇和高速增長。但其后的通脹與資產泡沫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轉向緊縮。經濟增速放慢，暴露出新興市場國家多年積累的問題。
其一，新興市場國家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源于廉價資本供應與大規模信貸投放。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信貸存量與GDP的比值迅速上升，創造單位GDP所需的信貸投入不斷攀升。這表明，新興市場國家傳統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改革經濟發展模式勢在必然。
其二，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聯系機制可能發生變化。譬如，主要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對原有國際分工模式造成沖擊。過去一年，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勢頭加強，卻沒有拉動新興市場國家出口的同步增長。
其三，新興市場國家迫切需要消化國際金融危機留下的后遺癥。過去5年間，率先復蘇與高速增長掩蓋了國內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其四，需要關注主要發達國家未來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對國際資本流向的影響。
總之，新興市場國家繼續充當全球經濟增長引擎，不僅需要應對外部挑戰，更需要改革內部發展模式。
國際社會常把對中國經濟走勢的判斷，作為對新興市場國家前景判斷的基礎。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可以說恰逢其時。中國改革的成功將產生示范效應，有助于新興市場國家及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