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來關于農地流轉的信號不斷被釋放出來，引發市場動作頻頻。據報道農業部的數據顯示，截止到去年11月底，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流轉面積達到26%，全國農村承包50畝土地以上的大戶達到287萬家，家庭農場平均面積達到200萬畝左右。

　　“全國農地流轉面積已達四分之一”并不令人意外，因為法律很早就承認了農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可以分離，允許承包者將農地轉讓。2003年的《土地承包法》就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或其他方式流轉，近期中央的文件也不斷重申鼓勵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流轉。承包土地相對集中后更有利于使用現代農業機械耕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比現在的耕地分散狀態更好地保障糧食安全。

　　不過承包土地的轉包、出租也引起了兩方面的擔憂，一個是所謂“資本炒農地”，另一個是影響到耕地面積。事實上多年來對于“資本下鄉”的恐懼一直存在。但國家并未禁止“資本下鄉”，中央只是“不提倡、不鼓勵工商資本長時間、大面積租種農民的土地”而已。數據顯示截止到2012年底在2.7億畝承包經營耕地的流轉面積中，流入工商企業的僅為2800萬畝，占比為10.3%，規模并不大。城市工商企業的資本流入農村不過反映資本的逐利天性，同時也解決了農業發展的資金短缺問題，可帶來更好的技術和管理并拓展農產品流通渠道，實現更高效的資源配置。據報道農村出現了一些中介組織，它們把農民耕地經營權先集中起來再轉讓給企業，或者企業搶先下鄉集中土地等待升值后轉手，這都是農村土地市場發育和擴張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所謂的“倒賣囤地”不過代表了市場分工的更趨精細化，沒有必要視為洪水猛獸。

　　媒體和政府不能替農民做判斷，認為資本下鄉就會害民。農民不一定就不了解政府政策、欠缺商業頭腦。在產權清晰和交易公平情況下，部分農地流轉差價為中介組織賺走也是博弈的正常結果。政府需要做的不是警惕這些交易本身，而是通過農地確權、司法保障等方式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減少那些資本與鄉鎮政府、干部勾結，以強迫、欺詐等方式從農民手中圈地的現象，在發生違約等糾紛時確保平等對待農民和企業。政府還應鼓勵農民組建自發的合作組織，增強和企業的談判能力，同時建立完善的農地價格評估機制。

　　也有報道顯示大量的耕地被集中起來種植經濟作物而非糧食，或者企業把集中起來的農地轉入其他用途，比如做商業、房地產開發等。這是土地轉入收益更高的用途，但必然會和耕地保護目標產生巨大矛盾。這是個更復雜的問題，需要對種糧采取一定的補償機制，并推動農村廢棄建設用地的整理復墾等工作。

　　“農地流轉”并非一個單一的概念。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推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而這往往與耕地的流轉混為一談，可能造成市場對后者的盲目樂觀。因此政府需要明確政策，就農地流轉改革給出一定的時間表，在鼓勵正常資本下鄉的同時減少非理性的炒作，以免給農村遺留下各種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