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委書記日前說，絕不能讓合肥房價漲到每平方米2萬元。合肥當前的房價水平為每平方米五六千元，因此有人正話反聽，理解合肥房價還有1萬多元的上漲空間。

　　還有另一種“正話反聽”，那就是一個城市的房價，是市場說了算，還是市長書記說了算呢。房價再特殊，也是價格的一種。是價格就要服膺市場規律，既取決于供求關系，也受社會心理因素影響。因此，當地方大員人為地給市場畫一條線，規定價格的最高限制或者最低限制，其實都是在跟市場規律較勁。從歷史上看，市場規律從未輸過。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政府應該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務和法治規范，而不是越俎代庖，替市場做出價格判斷，替市場做出優劣判斷。

　　政府給市場價格畫出一條紅線，是最直白的干預市場手段，同時也是最容易被市場看笑話的手段。我們不用等到若干年后，看當地政府部門能否控制得住2萬元的合肥房價，只需看看去年一線城市房價控制目標的落空，便可知道市場的力量。

　　在過去一年，一線城市房價同比上漲均在20%以上，與這些城市在去年年初所明確表示的“基本穩定”目標想去甚遠。是這些城市的行政長官對房價控制不盡心盡力嗎?答案恰恰相反。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為了控制房價，不少城市使出渾身解數，創新出了各種調控手段，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甚至連統計數據都“壓低”了，但種種招數對于房價沒有什么實質性影響。

　　筆及至此，大家也許會問，既如此，那政府是不是對房價上漲撒手不管，只尊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不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現代經濟中，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已成事實，再也無法回到“守夜人”的角色。但政府干預也有高下之分，也有不同層次，也有規律可循。直接沖在市場第一線調配資源，直接給價格畫一條高壓線或底線，都不能算做是高層次的干預。

　　比如房價調控，政府可以做的并不只是制定房價控制目標，然后簽一份軍令狀。事實證明，這個軍令狀也未見得軍令如山。如今，一線城市的房價控制目標紛紛落空，所謂的問責恐怕最后也只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了。政府可以做一些符合市場規律的事情，從而使政府的作用得以順水推舟。在更為宏觀層面的頂層設計上，中央政府應加快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和房產稅的擴容，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出臺亦是一把利劍。在此之下，地方政府只要認真做好保障房建設，增加商品房的土地供應，房價調控就是長效機制，而不必為一年一度的房價控制目標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