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提示地方債務風險，事實上，這只是中國債務困境的一角。事實上，當前，無論是中國的金融部門還是非金融部門，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私人部門，都面臨著高債務模式已經變得不可持續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信貸規模已經名列世界第一，M2/GDP達到2，遠超過日本的1和美國的0.7。當前，中國企業信貸/GDP達到130%。中國全社會信貸杠桿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一直都維持在150%的水平上，且波動幅度不大，其中企業信貸占比為96%。2009年以后，信貸規模出現了快速上漲，2010年升至124%，2012年升至130%。此外，信貸資金投放還一直存在“重大輕小”等結構性矛盾，信貸投放集中于政府項目、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傳統行業，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與新興行業信貸支持力度不夠。
債務也有自身的周期規律，一般而言，負債會提高當期需求，帶動收入和資產價格上升，改善各主體償債能力，經濟預期回報較高則會有更多債務需求，形成一個正反饋的加杠桿周期，當正反饋過程結束后必然面臨去杠桿壓力。轉折點一般在資產價格開始轉向時，背后是貨幣政策收緊。
企業部門的債務周期對應著產能周期。加杠桿、增加借貸對應著產能擴大，接下來是去杠桿、去產能。目前，中國實際產能利用率僅為70%左右。2008年以來，從杠桿率的行業分布來看，中國資本密集型部門產能過剩比較嚴重，而且越是哪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其資產負債率越高，其中主要集中在地產和基建相關產業鏈的重資產行業中。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工業行業的產能過剩從局部行業、局部產品的過剩轉變為全局性過剩。在我國24個重要工業行業中有19個行業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
目前，中國企業面臨的宏觀大環境發生了結構性改變，特別是對于大企業而言黃金增長期已趨于結束，人口、勞動力、儲蓄率都面臨著結構性變化。對大部分制造業企業而言，勞動力成本將逐步提升，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在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時，一些大企業卻仍寄希望于通過借貸進行資本套利。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非金融部門借入的外債余額4879.38億美元，以當年匯率平均價計算，折合人民幣3.07萬億元。企業部門通過非正規渠道借入的外幣私債可能存在相當規模(比如通過境外募資，然后與國內企業在境外機構進行貨幣互換交易轉入國內)。在過去人民幣漸進升值的路徑中(特別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較低，低于人民幣，負債外幣化可以獲得顯著收益。
此外，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擴張借助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
過度借貸一方面導致政府、大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大幅上升，金融資源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大型國有行業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失靈”之下，行為扭曲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生過剩和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中國實體部門面臨的“去杠桿”過程，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的“去杠桿”，涉及中國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投資效率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對“政府失靈”的矯正，中國必須著眼于解決債務依賴型增長的制度成因，從根源上消除債務膨脹的后遺癥，這一過程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