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將“防控債務風險”列為年度經濟工作的一項主要任務。會議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把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各項工作。加強源頭規范，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格政府舉債程序。

　　目前我國地方債務風險總體安全可控，但局部地區、項目存在較高風險隱患，且地方債易波及金融、財政的穩定性，因此應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去年以來，政府性債務問題逐步引起廣泛關注，其中地方債務問題尤為突出。地方債務規模過大以及監控之外的隱形債務，對經濟等多個領域將會產生難以估量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橫向關聯到銀行業，縱向關聯到縣、市、省和中央，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

　　實際上，地方政府債務長期在一種缺乏法治約束的灰色地帶中瘋狂生長，長期積累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與法律規范的缺席不無關聯，也在不斷倒逼相關法律調控體系的升級。防控債務風險，實現地方政府“陽光融資”，相關立法亟待補課。

　　199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隨著地方經濟建設的發展，城市基礎設施規模的擴大，城鎮化的發展，相應地方財權跟不上，支出持續上升，缺口不斷加大，各地區各層級地方政府紛紛以不同方式舉債或負債經營。為增強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提高財政保障能力，應當適當放開地方發債。《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建立透明規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這對于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無疑是個重大突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作出允許地方發債表述同時，提出了要建立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建立規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

　　建議加快修訂預算法，為地方政府舉債從法律上松綁，將地方政府性債務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法治化軌道。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相關重要會議都傳達了地方發債適當放開的精神。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修改現行預算法勢在必行。1997年全國人大首次提出修改預算法的動議，期間幾經周折,直到2011年11月才形成了“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預算法二審稿有關是否允許地方發債的規定引起較大爭議。建議有關加快現行預算法的修訂進程，允許地方政府在適度、合理和接受人大監督以及定量、定項目、定績效目標等條件下列赤字,把責任明確到地方一級,公開接受人大的監督。才能對資本性債務進行規范,防止地方政府的債務過度擴張,有效地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建議制定“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條例”，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的法治化管理，對地方政府債務總量,舉債方式、償債途徑，債務風險預警機制等進行立法規范。審計署在今年6月發布的一份地方債務審計報告中也提出:“目前國家尚未出臺統一的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制度，雖然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了一些債務管理制度,但地方政府性債務的規模控制、預算管理和風險預警等管理仍顯薄弱”。把地方政府債務鎖進法治的保險柜中，才能最大程度地防范債務風險。

　　建議在相關立法中加強對地方政府舉債的外部審計監督，進一步明確審計部門對地方政府債務情況的審計責任，以及各級地方人大的監督責任。審計部門應當依法對地方政府債務情況進行專項審查，并在摸清其債務總體規模、結構、來源與分配方向的基礎上，檢查是否存在違規舉債、舉債不合理、使用不規范等問題。同時，要求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切實依法履行對政府全口徑預決算審查監督職責，加強對政府性債務經常審計的依法監督。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依法加強對政府性債務經常審計工作的監督，就是抓住了對政府全口徑預決算審查監督工作的重點和關鍵。

　　一言以蔽之，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亟待打上法律補丁、補齊法律短板，把地方政府債務鎖進法治的保險箱中，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化解債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