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加快實現(xiàn)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央行《關于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qū)建設的意見》也把放松跨境資本流動作為重點，顯示決策者推進該項改革的決心，預示改革將進入實質性階段。爭論雖未平息，但已更為務實具體，焦點從要不要改革轉向如何改革和改到什么程度。
當前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方式，正從漸進滲漏模式轉向以制度為基礎的一體化模式。最初為把稀缺外匯資源集中在國家手里和防止國際游資沖擊，我國建立一整套寬進嚴出的外匯管理制度筑壩攔水，分割國內外市場。后隨著外匯從稀缺轉為淤積，政府采取漸進的有限開放模式，允許跨境資本通過一些可控通道進出，如同在資本管制這座壩上鑿開一些洞。這一定程度上降低壩內外水位落差，但也帶來了諸多管制套利活動等扭曲，而且管制成本隨開放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大。
未來的轉向是拆壩，建立允許資本跨境有序流動的制度，推動內外市場一體化。目前國內金融市場分割嚴重，不同市場上利率有差異，同一市場中不同主體的融資成本也有差異，有金融高地也有金融洼地，還有金融堰塞湖。而壩內市場分割得以持續(xù)，正是資本管制這道壩的存在，讓市場主體別無選擇。拆除資本管制這道壩，市場主體有了替代性選擇，人為的政策性優(yōu)惠或歧視就難以持續(xù)，讓政府這只手不能為所欲為，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有可能，達到開放促改革的作用。
當然，拆壩要基于現(xiàn)狀。初始條件決定改革路徑選擇。我國外匯儲備高達3.7萬億美元，占全部海外資產的將近2/3。今年三季度外儲就增加1660億美元，比改革開放前20年積累的外儲總和還多。這反映盡管有關政策在不斷微調，但未顯根本性改變。因此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重點是放松國內機構、企業(yè)和個人在境外持有、配置資產的限制，讓私人部門替代國家成為海外投資主體。正如易綱所言：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對人民財產權的進一步保護和擴圍。
央行的30條意見允許自貿區(qū)內居民開立自由貿易賬戶，并賦予其多項投融資匯兌便利。如跨境直接投資不需審批可直接到銀行辦理收付、兌換業(yè)務;符合條件的個人和企業(yè)可開展包括證券投資在內的各類境外投資;區(qū)內企業(yè)、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其他經(jīng)濟組織可按規(guī)定從境外融入本外幣資金等，反映上海自貿區(qū)實行的不是優(yōu)惠政策，而是制度重塑。若這些政策從上海自貿區(qū)推廣到全國，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將發(fā)生根本變化，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將大大提高。
拆壩的同時也要建新壩。對風險的擔心是反對資本項目可兌換的主要理由。任何改革都有風險，對風險要有容忍度，否則很難進行改革。問題的核心是盡可能降低改革的風險和成本，而不是有風險就不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風險來自兩方面：一是改革進程不當;二是可兌換后內外沖擊的宏觀影響放大。前者提醒要把握好改革力度、順序和時機，建立與經(jīng)濟承受能力相適應的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后者需建立相應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管理體系。就風險管理而言，過去是靠資本管制等行政手段，未來應以宏觀審慎管理取而代之。這首先要加強跨境資本監(jiān)測和預測以便及時發(fā)現(xiàn)風險;其次是針對性地設置一些抑制風險的措施，如建立境外融資主體的信用等級等資格，要求以便防止過度對外負債，對特定形式的跨境資本流動進行征稅，以便抑制短期投機性資本流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