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首批核準了中國人民大學等6所高校的章程，去行政化傾向明顯。有關專家表示，“去行政化”改革多年，副部級高校未減一所。“逐步”二字意味著事業單位去行政化改革注定是一場“障礙賽”而不是“百米沖刺”，需要穩妥有序推進。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1985年就已啟動，其間不乏各種規劃與文件，但20年已過，高校行政化沉疴依舊。而今，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事業單位去行政化改革，教育部核準高校自主治理章程，應當說，高校的去行政化改革又推進了一步。

　　從高校管理的純技術角度講，行政化管理與董事會管理一樣，只是一種治理工具罷了，本身并無原罪。但問題是，層級化治理，導致的是學術資源與話語權力的不均等分配，戕害了學術自由，也影響到辦學質量。

　　進而言之，依附于行政管理的教育權，并不是獨立的產權，而產權不清，也就沒有獨立的監督。行政權力利用產權漏洞、上下其手，也就不是什么難事兒。

　　而在美國，不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都設立了獨立的校董會，并非依靠行政權力來治理。這樣做，一是防止行政權力的干預，保證大學自由;二是建立法人結構，明確了產權，形成對辦教育者的有效監督，隔斷尋租。

　　校董會制度，在大陸并非沒有先例。除標榜自治的南科大外，還有此前成立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從治理效果看，兩所大學要比行政主導的高校有效率得多。因之，高校治理采用董事會制度，也有經驗可循。

　　但在中國高校推行董事會制度，能否順利推進，還是一個問題。因為高校一旦去行政化，對常年浸淫于行政權力的高校領導來說，回歸職業性、專業性，難免不適應，很難說，這些利益既得者，不會阻擋去行政化步伐;再者，若校長的選拔任命繞過教育行政部門，教育行政部門是否會因權力減少造成失落感而反對改革?或許，這正是多年來教育去行政化改革難以推進的原因所在。

　　毫無疑問，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最終方向應是建立董事會制度。董事會制度的本質在于自治。通過人民大學新頒布的辦學章程，我們也可看到學校自治的影子，比如方案實施權、審定制定權、擬定和執行經費預算權等，都歸校長所有;同時校長為公選所出，亦是自治產物。若循此脈絡不斷推進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高校自治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