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崛起，無疑是經濟全球化正面效應的經典案例，常為全球化擁躉們津津樂道。談到中國奇跡，必談中國入世。
1999年年底，中美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協議時，略通時事者都明白，中國入世進程取得了關鍵性突破，入世已指日可待。兩年后，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結束了十多余年的談判長跑。
彼時，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領導者、競合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與美國達成協議意味著拿到融入世界經濟的入場券。
如今，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制造業中心、頭號貿易出口國、頭號外匯儲備國……更為重要的是，截至2010年，中國已完全履行入世承諾，建立起符合規則要求的經濟貿易體制，成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之一。
30年來，借助較低的運輸成本、便捷廉價的通訊手段和以關稅減讓及資本市場開放為特征的國際安排，經濟層面的全球化逐步消磨了種種人為、自然門檻，使各國優勢生產要素突破藩籬，在全球大市場實現人盡其能、物盡其用。
然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化圖景已今非昔比。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估計，從1980年到2007年，同期全球資本流量從5000億美元增至11.8萬億美元。然而，到了2012年，全球資本流量僅相當于2007年峰值的60%。
資本流量的萎縮反映在國家和企業層面表現為保守、謹慎的行為取向，以及對全球化負面后果的警惕和反思。《經濟學人》美國經濟板塊主編格雷格·伊普指出，為阻止貿易和資金自由流動，各國“砌起一道一道的墻”。
人們看到，美國抱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劇了全球經濟失衡，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則指責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放棄責任，成為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因素。某些社會學家則干脆把危機歸罪于全球化本身。
當有人津津樂道于“去美國化”時，或許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去全球化”傾向才是真正值得擔憂的。
世界經濟復蘇急需一輪再全球化浪潮，而后者卻需要雄厚的資金來源、穩定的債務市場、安全的航道、可靠的貿易投資安排。曾經扮演上述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西方，如今正忙于修復自身的資產負債表。
那么，誰堪當重啟全球化重任？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積累起較為雄厚的資本，并在高鐵、高速公路、核電、風電、水電、光伏等領域具有明顯競爭優勢。中國與不少國家在諸多領域這種盈與虧、供與求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支撐起中外合作最大的空間。
讓一個發展中國家獨自承擔如此重任固然不現實，但讓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