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下半年集中爆發的溫州借貸風波，直接催生了溫州金融改革。近兩年的溫州金融改革實驗釋放了相當一批“紅利”。從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化的初顯成效，到引導社會資金對接實體經濟重大項目;從民間資本管理平臺的組織創新，到地方金融監管的體系化建設;一些具有顯著“溫州特色”的金融改革成果得到初步的應用和推廣，服務實體經濟的效應正在逐步顯現。

　　不必諱言，溫州金融改革還存在顯著的短板效應，這里稱其為“金改短板”。其表現，一是溫州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困境，體現在體制、機制、產品、平臺等等方面，尚未實質性突破;二是地區金融穩定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理模式。銀行不良貸款處置、企業互保鏈化解步履艱難;銀企因信貸矛盾對立所導致的支付與再融資風險的蔓延及對溫州整體信用環境惡化的影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治理“金改短板”，需要改革各參與方同心協作，合力攻堅。金融改革的專業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分工管理及有效協同永遠是金融治理的一項基本原則。一行(央行)三會(銀、證、保)，地方政府，條塊結合，理論上可以各司其職，權責統一。比如地方政府作為“塊”(以金融辦為典型、包括經信委、商務局、工商部門等)，主要負責地方金融(非持牌金融組織、地方資本市場)的發展及監管職能，其中金融辦對一行三會也有協調方面的工作;而在我國金融格局中無論是從地位、從功能和影響力，從與實體經濟的聯系方面均占有主導優勢的銀行，其業務與市場行為則是受“條”線上的銀監部門的指導與管制;另一“條”線上的央行，主要負責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充當最后貸款人，沒有日常的監管職能。上述任一政府機構，即使單獨意識到系統性風險，意識到金融改革的癥結與難題所在，在缺乏法定綜合協調職責的前提下，均無法采取必要的及有效的措施。這是因為我國目前的法律并沒有賦予任何一個監管部門有協調其它監管部門的職能，而政府職責法定，名不正則言不順。實踐中的“聯席會議制度”，則是形式意義大于實質功能。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迄今為止最為尖銳的銀企信貸矛盾及處置，很多被反映到地方政府部門尋求解決，而“顧名思義”的思維方式，使得地方金融辦成為被非議被指責之集中所在，這是可以理解的。對于納稅人，對于金融改革有迫切需求的大眾而言，他們納了稅就有權利要求得到公共服務，并不關心這種服務來自于哪個政府部門，來自“條”還是“塊”。如果到達樓的高層只有利用電梯的話，客梯與貨梯在多數情況下是無差別的。

　　選錯電梯并不可怕，可怕是跨入電梯井的空洞。2008年發端的國際金融危機，在政府治理層面形成共識的是：宏觀審慎管理與協調的缺失是釀成金融系統性風險的主導要因。而以溫州金改為代表的地方金融改革，如果缺乏整體協調的體制機制，那么政府的“條”與“塊”在金改目標的實現方面就會缺乏共識，改革就會變相演化為勢力范圍的爭奪和利益的沖突�！皸l”與“塊”在破解“金改短板”所涉及的業務執行和公共事務處理中就會“有利則上，無利則讓”。如此，金改的成果最多只呈現為一種“碎片化”的局部存在。

　　稍深入思考一下，短板效應還能引申出另一個喻意：即桶的容量還取決于其結構形狀。自然科學告訴人們，在長度相等的條件下，連續封閉的面積中圓形最大。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桶都做成圓形的，因為其儲水量最大。制作圓桶，它強調的是組織結構的運作協調性和向心力。所有材料圍繞一個圓，形成一個最少浪費的容器。從做事業特別是改革事業來喻說之，每一部分資源都要圍繞核心，每一個部門都要圍繞核心目標而用力。偏頗任何一個部分，一個部門，都會對桶的最大儲水量帶來影響。如此，客觀規律總結出的這樣一句圭臬：結構決定能力。溫州破解“金改短板”的結構，同樣也決定著金改“木桶”的最大儲水量。

　　大膽放言：如果溫州的金融改革，在全國性金融體制基本不動，相關法律法規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在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的結合方面，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解決了當前最迫切的現實問題，只要能夠奮力走出適應地方治理特色的政府機構、政策、規則的并力協調，即通過有效跨界合作來解決行政“碎片化”問題并成功予以常規化、機制化乃至機構化，構建出“整體性政府”的核心理念。這種系統的工作方法、協調的政府關系，無論如何強調其對中國改革，特別是地方主導的，金融領域的改革重要性意義，都不過分。可以說，它決定了短板的實質，決定了金融改革的成敗，也是溫州金改所能釋放的最大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