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啟動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引起廣泛關注，然而地方政府對媒體報道卻很快予以澄清：農村宅基地流轉使用并非“買賣”。
農村土地“買賣”的問題之所以敏感，源于現有法律在這方面有嚴苛規定，農村土地“交易”形式僅限于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并非所有權的轉移，流轉范圍也嚴格局限在農村經濟體的內部。
然而，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賦予廣大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各方對農村土地直接入市的政策寄予很高期望，希望此舉可以破除城鄉土地和資金的藩籬。恰恰1978年開啟家庭聯產土地承包責任制的鳳陽縣，又出現在本次20個試點縣之列。在特殊時間、特殊地點啟動的安徽農村綜合改革，難免不讓外界浮想聯翩。
事實上，對農村土地改革的探索在國內其他一些地方早已展開，如2007年重慶、成都兩市設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探索“地票”模式，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后形成“增減掛鉤指標”，公開拍賣，憑此“地票”可在其他地方將相應面積的耕地轉為建設用地，實現土地資源空間上的騰挪和優化配置。目前，這種模式只是農村土地改革的初級嘗試，僅限于當地。未來一種更大膽的設想是將其擴展到全國，如北京、上海的地產商可以在欠發達地區購買“地票”，用于大城市富庶郊區的開發。
在一些觀點看來，農村新土改將是下一輪中國經濟周期的啟動引擎。有人設想，若未來農村土地可以像1998年城市房地產改革一樣，資產定價并自由交易，大量農民一夜之間將成為有產者，這將是我國利益分配格局的一次重大調整。
盡管從理論上看，農村土地改革潛在諸多好處，但執行起來必然牽動多方利益，現實中還會出現各種各樣新的問題。比如，“地票”的操盤主體還是地方政府，壟斷供地加上限價征用，土地收益大多被政府獲取，農民被迫“上樓”后的土地權益能否保障，仍無定論。另外，若是突破現有政策底線，采取更大膽激進的農村土地直接入市，農民利益固然得到最大化體現，但無疑動了地方政府的奶酪，同時更要防范社會投機資金進入農村，哄抬炒作，并對小產權房開閘帶來的連鎖反應。
因此可以看到，無論重慶、成都的“地票”模式，還是今年8月至9月啟動的全國28個市縣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試點，其原則都是不突破現有土地利用政策。我們更要看到，改革是長期的必然趨勢，本次安徽出臺的文件比較模糊，顯然也留有窗口，預計等待條件成熟會逐步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