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大遷移時代，人們用腳投票，對城市前景進行選擇。
據李迅雷先生統計，從2001年至2012年，廣東省人口增長了21.3%，浙江人口增長了15.8%，北京人口增長了49.4%，上海人口增長了42.7%，天津人口增長了40.7%。但貴州、廣西、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人口卻出現了凈減少，盡管這些地區的人口出生率還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些人口遷出的地區，省會城市人口還在繼續上升，筆者查閱，從2000年到2010年貴陽市常住人口增加了60萬，南寧增加了45.36萬，合肥增加了123萬。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末在城鎮居住的人口達到548.8萬，比2000年增加182.1萬;加上鄉村人口，共增長197萬。
從人口遷移、資金流入角度，可以得出較為準確的結論，人口在往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在往資源集聚的大城市遷移。從2000年開始的10年間，是富裕人群通過買房、投資等手段，向大城市匯聚。而在城鎮化階段，則需要通過資源的高效、公平配置，解決多數人的城鎮化問題。
人口流入的大城市需要更多的非農用地，除了保證城市生活所需的生鮮蔬菜之外，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保留農用地，直接導致土地效率使用低下。筆者支持土地向高效地區配置，最好是與資金流入、人口流入速度掛鉤。
作為長期辦法，以資金、人口設計出與土地掛鉤的指數，指數上升，則中央政府在當地釋放相對應的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如北京常住人口增加，則北京的非農用地可以進一步減少，直到最終消失，成為沒有農業的城市。
不必擔心農業用地消失，當大城市人口集聚可以置換出農業大區更多的農用地，這些地區可以成為中國的糧倉，成為中國的綠肺，可以集約用地建立相對大的農場經濟，比現在各個縣都建一個工業新區，效率要高得多。
現在的問題是，缺乏正確的激勵機制，因為農業產出少，沒有地方政府愿意保留大塊的農用地，坐視本地地價低迷、GDP不振。各地互相進行工業競爭，連手段都是相同的，你開發工業園區，我也開發工業園區，這個世界誰怕誰啊。結果就是不管合不合適發展重化工業，全國到處都是化工園區、高新技術園區、物流園區，逮著個理由就圈地，造成了土地的極大浪費。
按照李迅雷先生引用的數據，從2000年至2010年，全國人均城鎮工礦用地從130平方米提高至142平方米。任志強先生今年8月在博鰲房地產論壇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土地價格尤其是住宅地價格上漲應該關注另外一個指數，在今年總的用地供應量的增加過程中，我國工業用地占的比重非常大，中國大中城市和國外城市對比，紐約、倫敦、新加坡等等，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工業所占的用地數量是非常少的，但在國內，相當一部分工業重鎮的工業用地，已經達到了用地總量的40%到50%，平均下來是占26%以上。住宅用地的升值過程中，相當一部分是彌補和補貼了工業用地的超量。所以我們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幾乎接近，而實際上應該城市化率遠遠大于工業化率的值，這樣才能保證為工業提供更多的第三產業的服務，而中國并不是這樣。
如果以人口與資金指數作為各地土地指標的依據，可以避免土地的無度浪費。那些吸納常住人口、獲得更多土地的城市，應該有另外一項考核指標，就是戶籍人口增加了多少，實際城鎮化率是多少，是否在發展的過程中通過戶籍改革，為真實城鎮化作出了貢獻，而不是任由外地人口常住就業，到年老力衰就趕回老家。如此一來，那些農村用地集中的地區就有了更多的騰挪空間，也就沒有那么大的養老壓力。鄭州用地多，解決的戶口也應該多，這樣河南農村地區就可以松一口氣。
用地與真實城鎮化相呼應，沒有比常住人口、戶籍人口、房價等資產品價格更好的數據了，用一個指數高效利用土地，逼迫地方政府承擔真實城鎮化的成本，才是避免未來空洞化的高效捷徑。
上述辦法的前提是人口穩定，如果人口集中到城市，農業地區出生率居高不下，填滿了空地，那么，除了精細小農經濟加大城市的模式，沒有其他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