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全國銀行業化解產能過剩暨踐行綠色信貸會議”上表示，化解過剩產能是銀行業轉型發展的重要機遇和挑戰。筆者認為，化解產能過剩不僅需要地方政府積極落實并采取有效措施，也需要金融部門發揮信貸政策的指引作用，通過資金面的約束，推動經濟運行去產能化進程平穩完成。

　　過去相當長時間，我國信貸資金面約束不強，主要是因為資金走向存在盲目性，而不良貸款壓力倒逼銀行釋放信貸資金維持過剩產能低效運轉。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提出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各地不顧自身實際情況繪制宏偉藍圖，金融機構也積極參與，最終引發了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

　　在產能過剩導致企業利潤下降并虧損時，若金融機構集中收貸會引發連鎖反應，并增加不良貸款增長壓力。在內部考核與懲治機制下，為避免本行不良貸款余額急劇上升，金融機構往往是通過借新還舊、逐步壓縮，努力維持企業最低程度運轉。這樣一來，導致去產能進程緩慢。

　　增加資金面約束，要避免“一刀切”。如何在收與放之間尋找一個黃金平衡點，是金融政策引導去產能進程需要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產能過剩，主要根源在于規模化的大生產。但規模化大生產本無責任，且是降低生產成本的有效途徑。關鍵在于供給與需求在時間上的錯位。比如當前市場需求旺盛，但供給相對緊張，需要急劇擴大產能。但產能增加后，有可能因為市場需求收縮造成產能過剩問題。

　　還有一種情況是預期未來市場需求旺盛，現在擴張產能，但因為預期的市場需求增長沒有如期而至，造成產能過剩問題。因此，需要區分不同情況，實施不同的金融約束。對于市場需求已經嚴重萎縮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增長的產能過剩行業，要堅決壓縮，不惜以不良貸款增長為代價。但對于仍有市場發展前景的暫時產能過剩行業，則要實施差別化的信貸政策，給予適當扶持。

　　事實上，產能過剩并不只是在我國發生。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先后經歷三次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作為制造業大國，日本也經歷多次周期性的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家電、汽車等傳統制造業。從美國和日本治理產能過剩問題的經驗看，大力發展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是共同的、重要的途徑。同時，也應該積極發展綠色信貸和可持續金融，強調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實現金融資源配置的優化升級。

　　要積極發揮金融政策的引導作用，實施差別化產業信貸政策，優化信貸結構，加強資金面的約束，避免政策執行中的“一刀切”，促進去產能進程順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