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戲言稱，很多經濟問題10個經濟學家有11個答案。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判斷就屬于這樣的問題。剩余勞動力判斷不但關系城鄉發展模式的調整，而且涉及經濟發展前景的判斷。可是不同人從不同視角對剩余勞動力的估計結果大相徑庭：從幾千萬到2億，不一而足。

　　既然說剩余，首先要確定剩余與否的標準。理論上講有兩種界定標準：一種把邊際生產率等于0的勞動者稱為剩余勞動力。通俗地說，就是認為這部分人即使不參加農業生產也不影響農業產量。第二種把邊際勞動收益低于非農邊際勞動收益的農村勞動者稱為剩余勞動力。因為這部分勞動者選擇非農生產會獲得更大的收益，最終他們會選擇轉移出去的。

　　大部分人選擇第二種標準。從理論上說這種界定是明晰的，剩余勞動力=農村勞動力數量-農業勞動力需要量，但在實際計算時會遇到種種問題。有學者選擇人均耕地面積跟我國比較相似的國家，來確定我國農業的勞動需要量。但這種方法漠視了國別差異，合理的農業勞動力數量不只是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還包括制度及技術水平等因素。

　　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買賣以及存在戶籍制度等城鄉二元分割。如果以戶籍所在地為口徑計算，只要是農村戶籍的勞動者就算是農業勞動者的話，那么必然高估剩余勞動力。也有用居住地口徑估計的。若在外地居住半年到一年，就算常住人口。由于農民工常常在農忙的時候短時間回去種地，因此又存在著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低估。事實是以職業衡量的城市化跟以身份衡量的城市化遠不同步。以戶籍為口徑就有很多不從事農業的農民，這些人其實不是農業剩余勞動力。以常住地為口徑就少了很多一生中有時從事農業的農民。

　　所有估計，最大的問題在于忽視了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勞動者跟走出農村從事其他行業的勞動者的人力差異。我們利用同學對家鄉的調查表明：當下農村勞動力的實際情況是，出去的是精壯受過較好教育的年輕勞動者，而留在農村的是年齡偏大、受教育水平低的勞動者。能夠流出農業的勞動力已經基本流出去了，留下來的是那些本來就沒有能力流出去的人。而且農忙回去種地的農民工越來越少，土地荒置越來越多。這意味著對于剩余勞動力是高估了。

　　我們的調查顯示，中國的剩余勞動力已經用完，中國已經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尾聲，即將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事實上，頻頻出現的民工荒正是對于這一事件的預警。

　　既然剩余勞動力被高估了，那么農業經營模式必須發生改變，一家一戶的小農模式將受到沖擊，而土地流轉和取消戶籍制度則具有相當的緊迫性。土地不能流轉的后果，要么是因為老弱殘兵不能種好，要么是因為沒人種而荒置，兩者都是對于土地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如果外出的農民工因為家里土地和老人孩子的牽掛，不得不抽時間回去種地和看望孩子老人，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完全分工，抑制了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入，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收入提高。

　　無疑，土地流轉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它能夠為貨幣提供蓄水池，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增長，從而降低工商業成本，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土地流轉還可能改變城市化方向，不再是現在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單邊的流動，富人可能向大城市周邊城鎮流動。這可以有效減少城市病。

　　如果剩余勞動力確實被高估，那么從人口結構變化的角度看，中國的房地產可能在拐點的邊沿，中國的高增長可能有泡沫經濟虛假繁榮的成分。的確，當前的增長是在貨幣過快增長，債務巨幅膨脹的情況下實現的，其可持續性因而要大打折扣。當然，與土地流轉相伴隨的富人向大城市周邊城鎮的流動聚集，對經濟是一種促進。不過整體來看，如果經濟的創新能力不能盡快得到提高，那么經濟增速以較大幅度下滑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并且不是長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