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正成為拉動內需和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引擎。然而，一些地方卻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據媒體報道，在一些沿海地方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中，部分城市居民把城市戶口反遷回農村，浙江義烏出現公務員競相“當農民”。某些城市更是在“農民進城”中利用居住證制度設置學歷、技能等新門檻，或者存在只改變戶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條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轉”現象。

　　當下，當許多人還在為“農轉非”擠破頭而一籌莫展時，某些地區卻出現“逆城市化”浪潮，這不得不值得我們深思。

　　從本質而言，是選擇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生活，這是個體的自由和權利，“逆城市化”本身也不足為怪。以美國為例，當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迫于人口擁擠、環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緊張等“城市病”困擾，一些富人和中產階級開始向往更加清新的空氣、優美宜居的環境而相繼搬離城市入住鄉村。隨著周邊配套設施的不斷健全，富人和中產階級所帶動的新型小城鎮和衛星城也不斷興起。可以說，城市人口向鄉村和小城鎮回流，這是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反觀我們現在出現的“逆城市化”趨勢，本質意義上是有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可以說這是一種“偽逆城市化現象”，其背后的推動因素并非是生態環境和舒適空間，而是暗流涌動的利益和福利。一邊是“望城卻步”的農民：戶籍制度多年來構筑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農民難以在社保、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方面與真正的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到應有的公共服務和制度保障，長期流動式的生活，使得他們在城市找不到真正的位置和安全感，一只腳剛踏進城市門檻卻又想縮回來。另一邊是“侵蝕利益”的偽農民：他們將城市戶口遷回農村，借以戶口之名的掩護，妄圖從城鎮化進程中的拆遷和土地補償中獲取暴利。這些赤裸裸的逐利者，勢必會侵占農村集體資源和擠占農村居民的既得福利。

　　由此看來，“逆城市化”是固有的戶籍、土地、財稅等制度催生的利益之爭和福利之困。多年來依附于戶口層面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打破，尤其是有關社保、財稅、土地、教育等方面的配套制度不及時跟上改革步伐，農民就難以享受到應有的公共服務，進城也會出城，甚至棄城。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制度規則的制定，不有效堵住“非轉農”的政策漏洞，就難以讓逐利的“偽農民”出局。顯然，“逆城市化”倒逼的新一輪戶籍、土地、財稅等深層制度改革勢在必行。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改革紅利，是否能夠真正厚惠于農民，亟須我們在制度層面進行更深層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