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學者總結中國經濟這些年的治理情況，尤其是政府總需求干預之手的頻繁出擊，發現并沒有能熨平經濟周期，反而從某種程度上放大了經濟的顛簸，使經濟周期變得越來越短。每一輪政府“踩油門”后，都難免遺留下大批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和地方政府債務;每一輪政府“踩剎車”，又都客觀上造成中小企業生存危機和股市的暴跌。當經濟政策的眼光被過多地吸引到總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難免忽視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措施。

　　這樣的研究結論并不客觀。不錯，中國這些年來的宏觀調控確實沒有完全熨平經濟周期，但人類不可能完全熨平經濟周期，反周期措施只能減小經濟周期的危害，這也就是為什么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時，中國經濟受損失最小，恢復也最快，而美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做不到這一點的原因所在。“顛簸”一詞用得極妙，中國經濟由于采取了反周期措施，因此經濟只是顛簸，而不是西方那種“震蕩”。到底是經濟顛簸好呢，還是經濟震蕩好呢，事實早已明了。

　　中國經濟周期越來越短的說法，也不完全客觀。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從大周期上與西方經濟是一致的。由于經濟周期的負能量無法準確測量，因此我們施加的正能量也無法與之完全對應，也可能比這種負能量要小，也可能比這種負能量要大，如果小了，就再補一點，如果大了，就再撤一點，這是正常情況。

　　但由于中國與西方國家治理經濟的理念不同，西方國家在面對經濟危機時，政府的作用是較為有限的，某些情況下只能放任自流，結果危機不斷加深，而且長時間走不出來，而中國政府則是向來高度關注危機可能造成的危害，生怕危機對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傷害，所以中國政府對經濟危機所施加的正能量，往往不是過小，而是過大。也就是說，如果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傷害的負能量是十的話，那中國為對付經濟危機所采取的正能量往往是十一，或是十二。因此，中國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會出現某些過度的情形。

　　比如政府在貨幣政策上的“踩油門”，通常都針對產能過剩，筆者認為事實并非如此。或者說，治理產能過剩，其實是偽命題。首先我們要分清究竟是產能總體過剩，還是結構性過剩的問題。中國不存在總體產能的過剩，這應該是沒有什么可爭論的，中國產能的結構性過剩，比如鋼鐵，水泥行業的過剩，也只是官方或媒體的說法，那些相關行業從不認為自己的行業過剩了，所以他們一直在大干快上。兩者為什么會差異這么大?這是因為對經濟的理解不同，官方和媒體都掉入了統計陷阱。

　　官方所說的產能過剩，往往是根據統計報表的數據，可統計報表所顯示的產能過剩往往失真，因為企業會有產能儲備的概念，商業講究淡旺季，經濟講究周期，產能儲備往往是為這兩者做準備的。比如在經濟淡季時，產能利用率有個百分之七八十是正常的，這樣的話，到了旺季，企業才能開足馬力應對需求，而企業不僅需要應對每年的經濟淡旺季，還要應對大概三年一輪的經濟周期，.因此儲備產能是必要的。這種理念的不同，也就是企業家和財經官員的區別，財經統計官員，注重當期，而企業家要著眼并布局長遠。

　　從這個角度看，政府每幾年就來一次的產能過剩清理，或許是經濟過一段時間就通脹的根源，因為你現在將產能儲備都清理掉了，當時看著很不錯，供需平衡，但等過兩年經濟這種供需矛盾馬上就顯現出來，供應跟不上需求，經濟馬上就通脹。

　　2004年4月，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環保總局等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嚴厲的檢查和整治了幾家鋼鐵企業，當時被視作重要調控成果。但想不到的是2005、2006年，2007年就出現了經濟的大繁榮，同時通脹結伴而來。假設當時不采取關閉那幾家鋼鐵企業的措施，這些企業建成之后的產能正好在2006年釋放，或許也就能成功避免2007年的通脹。所以，經濟分析，一定要從長視角分析，而不能拿個標尺去死板地衡量。

　　另外，每一輪調控“踩剎車”下去，又都客觀上會造成中小企業大批倒閉和股市暴跌。這是因為中國采取的往往都是貨幣政策，也就是緊縮貨幣，而銀行抽緊銀根，最先停掉的，必定是中小企業的貸款。因此，大受傷害的，必然是中小企業。

　　由此而論，中國采取貨幣緊縮的前提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通脹。因為出現通脹，就是因為供求不平衡了，產能跟不上了。因此筆者曾提出用供給主義方法來治理凱恩斯通脹的說法。也就是放松貨幣政策，加大供給，改善供需，但最近的思考發現，還是用凱恩斯主義的方法治理凱恩斯通脹，效果更好。說直觀些，就是撤掉一些項目，或阻止一些項目的上馬，當然這說的是基本建設項目而非產能項目，這樣供需也就平衡了。具體說來就是當中國通脹出現苗頭時，可以少批幾條鐵路，而不是通過貨幣緊縮，把大批中小企業逼入破產邊緣。而在出現所謂的產能過剩時，也不必雷厲風行地去關掉鋼鐵廠，因為這些都是在下一輪經濟周期時避免通脹所必需的產能儲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