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在實現貿易項目下的跨境流動、資本項目下的跨境流動及離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幣流動后，遲早要嵌入全球儲備貨幣體系和大宗商品交易體系中，成為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而人民幣國際化的每一步進展，某種程度上都意味著削弱美元的地位。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重蹈日元當年的覆轍是未來最為值得警惕的風險。打造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體系，建立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構建高水準的金融監管機制，才是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長遠之舉。
享有太多機制化霸權紅利的美元，在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中的邊際影響力似乎正處于極為敏感的時間當口。
盡管美國兩黨上周最后一刻達成延長債務上限協議，暫時避免了美國發生債務違約的風險，但美國的國家形象尤其作為金融帝國代表性符號的美元形象大大受損，卻是不爭的事實。摩根大通的報告依然信心十足地認為美元儲備貨幣地位不可能動搖，不過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擔心美元的儲備貨幣會否有一天被其他貨幣取代。英國《金融時報》也發出類似擔憂：美元是美債鬧劇的最大受害者。事實上，近期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主管們正在不動聲色地調整儲備貨幣結構，歐元和英鎊再度走強，澳元和加拿大元亦受到追捧，美元在全球資本市場中的地位正受到小面積侵蝕。精明的日本人日前在美債危機敏感時刻一次性拋售230億美元美債的行動，雖然遠遠談不上“用腳投票”，卻是及時止損之舉，也是向美國經濟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與歐洲中央銀行簽署了規模為450億歐元的中歐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并與全球第二金融強國的英國簽署了人民幣與英鎊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前者旨在為歐元區人民幣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流動性支持，提升人民幣在歐洲市場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偏好。后者則被視為英國人傾力將倫敦打造成為海外人民幣離岸中心橋頭堡的戰略之舉。英國人深知，人民幣國際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在美國不會樂見人民幣擴大在全球貿易與投資結算體系中的行為空間的情勢下，英國完全可以憑借自身的諸多優勢，通過搭建倫敦人民幣離岸中心，一面率先分享人民幣國際化的紅利，一面順勢鞏固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筆者認為，中國以貿易和制造業實力為基礎，穩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既是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邏輯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國成為負責任經濟大國的必要之舉。人民幣在實現貿易項目下的跨境流動、資本項目下的跨境流動以及離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幣流動之后，遲早要嵌入全球儲備貨幣體系和大宗商品交易體系中，進而成為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
只是應當看到，人民幣完全國際化是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不僅是中國金融資本力內生性發育的結果，某種意義上還涉及全球權力格局的變遷。換句話說，人民幣國際化應是中國經濟實力、金融市場發育以及國際貨幣體系需求“有機結合”的產物。人民幣最終可能超越歐元，成為比肩美元的世界貨幣。但這個目標的實現是一個內生的過程，而非程序化的操作。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來看，貿易項目下的人民幣結算由于得到政策的大力扶植而發展迅速。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最基礎的工作之一，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結算比例發展迅速，目前中國與周邊以及其他國家簽署了2萬多億元的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經由中國龐大的貿易體系與增長潛力日漸嵌入到全球貿易結算體系中。截至去年底，人民幣在中國外貿結算中所占比例已升至12%，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8%，人民幣屆時有可能成為美元和歐元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貿易貨幣。而資本項目下的管制正在穩步放松，離岸人民幣市場基本上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倫敦的歐亞重量級據點。至于離岸人民幣的回流渠道，主要看上海自貿區的相關試驗能否取得成功。
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和利率與匯率的市場化，是我國金融改革中極具指標意義的三大步驟。其中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又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一步，也是蘊藏著巨大風險的系統性改革舉措。從全球金融競爭趨勢與中國金融業的發展邏輯來看，中央政府顯然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規格和標準有很高的期待，不僅是簡單的可替換，而是全功能的，國際貨幣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備，更要在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占有足夠的分量。而人民幣在上述領域的每一步進展，某種程度上都意味著削弱美元的地位。
雖然人民幣目前還遠遠談不上是美元的競爭對手，例如，在全球交易貨幣量中，人民幣所占份額只有微不足道的2.2%，而美元的交易量比例高達87%;在極具戰略意義的石油交易中，美元更是獨家壟斷，要將近萬億美元的“石油美元”替換成“石油人民幣”，短期內根本不具現實可能性;至于處于貨幣功能第五層次的儲備貨幣地位，人民幣目前在全球儲備儲備中所占比重不足3%，而美元在60%左右;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中的比重一直穩定在40%左右，而人民幣受制于資本項目下無法兌換一直未能進入該體系。但在深諳全球金融競爭趨勢的美國看來，人民幣遲早要進入美元的敏感地帶，切割美元獨享的紅利，這是美國政府以及美國金融資本決不會輕易接受的。
作為美元的“高價值目標”和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幣國際化或許是21世紀上半葉全球貨幣體系變革的最大紅利，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重蹈日元覆轍是未來最為值得警惕的風險。
美國不僅有最具打擊力的國家競爭戰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毀現實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經濟工具。曾在經濟上不可一世的日本，其在20世紀80年代憑借強大的貿易與制造業實力差點將日元打造成為比肩美元的世界貨幣。不過，面對當時的美元高墻，日元國際化并沒有太多行為空間。日本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每天大把收進美元，卻沒有太多機會把日元花出去。盡管日本當時針對中國和東盟的日元貸款和投資促進了日元的國際化，但日元并未滲透到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去。作為戰略高手的美國，通過一紙“廣場協議”就使日本失去了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泡沫破滅，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跌入“失落的十年”。
往昔教訓足以鏡鑒，盡管中國經濟規模有可能在2020年前超過美國，但整體競爭力要全面超越美國，需要的時間跨度恐怕絕不止10年、20年!何況美國在這15年間決不甘于被超越。打造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體系，建立健全金融法律制度，構建高水準的金融監管機制，才是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長遠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