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住型商品房政策于10月23日出爐，其核心是“自住型商品住房價格比同時期同地段同品質商品住房價格低30%”“自住型商品住房”的概念解釋是“以90平方米以下為主，最大套型建筑面積不得超過140平方米的商品房”;購買資格是“按照限購政策規定在本市具有購房資格的家庭”，無房家庭或經適房輪候家庭優先，購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權證后，原則上5年內不得轉讓;配建方式則是由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限房價、競地價”等出讓方式公開競得。與此同時，升級并強化了房地產調控的“京七條”。

　　就在此前，國家統計局發布了9月份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數據。“69個城市房價同比上漲，北上廣深同比漲幅均破20%，北京同比漲幅居全國之首”，成為上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失效的注解。“京七條”試圖通過削減中間利潤的方式保障剛需，可以看做一線城市在挫敗中仍堅持原有調控思路的體現。

　　坦率地說，不管政策初衷，還是政策力度，北京在房地產調控中都比相當一部分城市要真誠得多。但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獲益方角色的存在，使得調控的發力方向相當有限。對比各地的房地產調控，其手段不外兩點，其一是打擊囤房、炒房，阻止過量社會資本進入房地產市場;其二是壓縮房地產商的利潤空間。

　　此次要求房地產商“限房價、競地價”的配建方式，正展現了第二種思路。“限房價、競地價”意味著讓開發商向上競地價，向下競房價，為這30%的利潤買單。就地產調控中的政府角色而言，剛需購房者的利益和房地產商的利潤形成的消長關系，是最有利的選擇。

　　讓房地產商吐出一塊利潤普惠那些剛需購房者，當然會讓人稱快。只不過，所謂調控，不僅意味著壓縮地產商的利潤空間，同樣也意味著政府自身要減少獲益。如果只有前者，就等于用一種不公平的手段來追求社會公平，其后果可能會帶來一些問題，如開發商偷工減料，導致自住型商品住房出現質量問題等。

　　曾有南方城市的地產商在面對房價高的質詢時，以公布房價成本的方式回應，但沒過多久就迫于各方壓力草草收兵，但其根本癥結其實已成共識。實際上，房地產調控不能只為了求得一個或幾個數字上的結果，而更應該被視作整體性梳理社會管理機制的入口、突破社會改革瓶頸的倒逼力量之一，但政府這種拿自己開刀的魄力，一直以來都只是一種公眾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