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6月份所謂
“錢荒”以及二季度經濟增速觸及7.5%的下限目標之后，國家及時出臺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組合拳遏制了實體經濟下滑勢頭，三季度中國經濟觸底反彈，GDP增長7.8%，回升至年內高點。然而，三季度GDP增速加快背后卻隱藏著風險隱憂。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核算，中國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7.7%，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三季度增長7.8%。事實上，6月份所謂“錢荒”以及二季度增長觸及7.5%的增長“下限”之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政策組合拳。7月份以來，與大型投資項目相關的鐵礦砂及其精礦、鋼材進口同比增速開始出現明顯反彈，在企業補庫存帶動下，8月份制造業PMI新訂單指數為52.4，是連續四個月回落之后迎來的首次反彈，并創下2010年8月以來最大升幅。
然而，這些比較樂觀的數字背后，中國經濟依舊倚重于投資的增長模式進一步凸顯出來。今年一季度GDP增長7.7%，固定資產投資及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30.3%，拉動經濟2.3個百分點;上半年GDP增長7.6%，固定資產及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為53.9%，拉動經濟4.1個百分點;而前三季度GDP增長7.7%，固定資產及資本形成對GDP貢獻55.8%，拉動經濟增長4.3個百分點，這說明經濟增長依然延續投資驅動的路徑依賴。
從當前以及未來的形勢看，投資驅動型增長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債務風險和產能過剩風險。其實，與金融和財政部門杠桿率累積的風險相比，實體部門杠桿率風險一點都不低，一定程度而言，中國企業債務隱患比政府債和影子銀行嚴重得多。數據顯示，2005~2012年，中國非金融部門(居民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債務占GDP比率整體呈上升趨勢，債務總額由25.8萬億元上升至91.6萬億元，杠桿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計上升約37個百分點。這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問題尤為突出。根據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報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在65萬億元左右，相當于GDP的125%左右，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企業債務50%~70%的平均水平。
此外，投資依賴增強也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風險。統計數據顯示，越是產能過剩的行業，資產負債率越高。而產能過剩與政府投資驅動存在極大的正相關性。本輪中國企業杠桿比例高是2008年以來中國大規模投資刺激之后出現的現象。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工業行業的產能過剩從局部行業、產品的過剩轉變為全局性過剩。在我國24個重要工業行業中有19個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鋼鐵、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水泥等重工業行業產能過剩尤為嚴重。
金融危機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使得對資金有饑渴癥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這樣，一方面導致了包括政府、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內的所有部門負債率大幅上升，資產負債表出現明顯惡化。截至2012年底，36個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余額38475.81億元，比2010年增長12.94%，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不斷上升。同時，由于“預算軟約束”的存在，也導致金融資源過度傾斜，繼續錯配到產能過剩的行業，未來銀行業的資產質量受“產能過剩”貸款的影響將不容小視。
另一方面，“政府失靈”的效應進一步凸顯。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補貼，扭曲了要素市場價格，壓低投資成本，體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企業投資行為，大量增量資金投向投資驅動型領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以及投資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根據測算，我國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呈下降趨勢，由2002年的4.1下降到2008年和2012年的3.2和1.8，單位投資所帶來的單位GDP增量下滑，資金周轉大幅度放緩增加了融資需求，但現金流創造能力卻大幅度下降，這勢必帶來投資效益的下滑和實體部門償債能力的下降。特別是目前經濟處于下行區間，企業利潤增速下滑，虧損面不斷擴大導致企業賬款拖欠現象嚴重、賬款構成比例上升、賬款周轉率下降等風險開始顯露，資產負債率上升。
從這個角度看，投資依賴越重，中國非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以及產能過剩風險就會愈發嚴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就難以擺脫粗放式增長的路徑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