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缺錢借債無可厚非；但地方舉債應量力而行。據官方消息：去年重點審計的36個地區，債務率超過100%的就有16個，最高的為188.95%，加上政府所作的擔保，債務率最高達219.57%。
　　目前的地方債有三種形式：一是中央政府代借代還；二是地方自借自還；三是地方政府為“融資平臺公司”貸款擔保。現在看，風險并不在第一種，中央替地方借債不僅規模可控，而且還債有保證，不會出風險；風險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種，規模無約束，如脫韁野馬一哄而起，結果自然是一放不可收。
　　當然，地方債也并不是說完全沒約束。自古欠債還錢，“還錢”就是約束。可時下不少地方借債似乎不會考慮還錢的事，只要能借皆來者不拒。所以，“還錢”雖是約束，但約束的只是政府而非官員。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官員幾年一換，不等債務到期人家早就遠走高飛了。
　　數年前，筆者在某欠發達地區調研，當地的一位市長稱，市政府向國家某商業銀行借了七十億三十年期的貸款用于城改。當被問及這么大一筆錢將來怎么還時，該市長說在自己任期內給銀行每年付利息就可以，三十年后的事天知道，那時他早已退休，管不了也不用管。
　　仔細想來，那位市長說的沒錯，為官一任，誰不想造福一方？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尤其是欠發達地區，財政沒錢啥也干不了，豈能甘當落后？逼不得已，于是政府只好向銀行借錢。有人批評那是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才讓政府過度負債，可請問天下哪有官員不追求政績的呢？
　　問題很清楚，這些年地方債務失控，說來說去原因不過有三：一是地方政府有投資沖動；二是中央財政實力強而地方財政捉襟見肘；三是銀行缺乏風險約束。針對此三點，有學者對癥開藥：提出今后地方債只能由中央代借；重新確定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配比例；加大國有銀行改革的力度，強化風險約束。
　　原則上，以上主張筆者都贊成，但也有三點疑問：第一，中央替地方借債當然好，問題是中央政府最后對償債負責，這樣地方政府會不會更加有恃無恐？第二，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分配比例做起來很復雜，遠水能否解得了近渴？第三，不論銀行怎么改，若中央與地方父子關系不變，銀行風險怎會變？
　　大道至簡。控制地方債最簡便的一招就是要約束關鍵人，具體說是約束地方的主政官員。當下的問題是，“還錢”作為借債的約束只能約束政府而不能約束官員，若能通過某種制度安排約束官員，此事不難解決。設想一下，如果讓地方主政官員對當地政府欠債負責，比如規定債務率超100%不得升遷，地方斷不會再亂借債。
　　研究經濟學數十年，筆者認為，約束政府必須先約束官員。政府由官員掌控，官員不受約束就難以規范政府行為。類似例子是銀行。上世紀末，國內銀行壞賬率高得離譜，而央行推出“貸款終身負責制”后，效果立竿見影。盡管今天人們對此還有不同看法，但“責任到人”的制度設計理念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