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FTZ）不僅是對外新一輪開放的新戰略，促進投資、貿易、金融便利化，更肩負著中國更深層次參與全球價值鏈，提升全球價值鏈競爭力的歷史重任。
未來10年的全球競爭，將是價值鏈的競爭，這將決定未來中國經濟的命運。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浪潮，以及國內傳統比較優勢的流失的現實，我國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全面升級。
以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是我國出口貿易的龍頭之一，由于我國加工貿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過度依賴進口，形成了研發和營銷“兩頭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貿易的國內價值鏈過短，對配套產業的帶動作用不足。因此，上海自貿區所承載的使命還體現在：首先，盡快提高加工貿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貿易中從上游企業向下游企業的傳遞速度，提高加工貿易與國內原有產業的結合度；其次，培育并強化參與加工貿易的企業的自身優勢，促使跨國公司將更多的設計、生產、流通和服務環節放在中國，優化母子公司之間的分工關系，促使加工貿易由單純生產向綜合服務和全球運營方向轉型；最后，按照“十二五規劃”延長產業鏈，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進內外資加工貿易協調發展的同時，加強加工貿易產業分類評估，明確并細化禁止、限制類產業目錄，建立準入退出機制，通過財稅、金融、品牌認證等手段加大引導力度，積極培育核心競爭力。
近10年來，隨著中國市場在全球影響力的持續提升，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希望在上海設立亞太區總部甚至全球事業部總部、全球性研發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集聚方面，正處于歷史性的戰略機遇期。特別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擴內需政策正進一步激發國內市場的增長潛能，為逐步提高的勞動力素質和相對完備的配套能力，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外商投資創造了相對充裕的條件，而跨國公司將全球戰略重心從歐美市場向以中國為核心的亞太區新興市場轉移的趨勢也日益突出，這帶來了整個價值鏈的轉移。截至去年9月底，上海已累計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393家，成為中國內地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集中的城市。無疑，上海自貿區將肩負如何進一步吸引全球高級要素向中國集聚的“洼地”角色。因此，上海自貿區除了在財稅、金融、貿易便利化政策之外，還應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場設立相應的貿易促進機構，為企業搭建國際貿易網絡，提供綜合性服務平臺和境外貿易合作區建設。
從國際大環境看，當前，不同貿易體系下的談判內容更加側重貿易與投資并重、服務貿易和投資協定相關聯。尤其是TISA（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談判在加速推進。更高標準的國際自由貿易協定在框架、內容、要義等方面提出了較為嚴格的要求與規定。例如，大多數TISA談判參與方在金融、證券、法律服務等領域已沒有了外資持股比例或經營范圍限制。而我國這些領域的政策仍停留在傳統的WTO多邊貿易框架體制下，銀行、證券、保險、電信等行業在上一輪加入WTO談判時仍保留有許多限制外資準入的措施，缺乏參與TISA談判的基本條件。而更由于國際政治等原因，TPP、TTIP談判現在還將中國排除在外。
有鑒于我國在新一輪區域自由貿易談判中處于較為被動地位的現實，加速推動上海自貿區建設顯然更具全球化視角。一方面，我國正在準備積極參與全球自貿區談判，并推動中國全方位的自貿區戰略，以保障中國的全球化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在貿易、金融、投資、航運、港口、關稅、“負面清單”、離岸市場等領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服務業開放、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與試驗區相適應的監管等制度環境等重點制度性創新，也正是中央政府借推動國內自貿區建設的契機，倒逼國內市場化改革，推動我國與新一輪全球規則體系接軌的戰略考量。
從趨勢上看，中國第一波“全球化紅利”將趨于結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紅利”正在展開。有別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參與國際分工所獲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紅利”，第二波“全球化紅利”，就是通過龐大的內需市場，吸收國外高級生產要素，如技術、人力資本等來推動中國經濟的升級。故而從總體看，我國吸收國際資本的綜合優勢并未明顯減弱。在逐步提高勞動力素質和相對完備的配套能力后，吸收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外商投資將把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提上新的高度。
此外，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措施，為提高外資質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撐，區域差異和多層次勞動力繼續為多類型外商投資提供廣闊空間。
憑借本土高增長的市場容量，中國正由全球跨國公司的制造中心轉變為戰略中心和決策中心。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國理應改變片面的“以市場換技術”的外向產業發展戰略，通過充分挖掘龐大的內需市場，盡力吸引全球高級生產要素向中國集聚。在這個層面上，上海自貿區責無旁貸地將擔當“先行軍”的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