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貿區的建立不僅是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后金融危機時代，新一輪全球化和全球經貿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倒逼的結果。因此，如何通過全面實施中國自貿區戰略開拓未來發展前景，構筑經濟增長新框架有很深遠的戰略意義。
上海自貿區絕非簡單的特殊經濟區域，它不僅肩負著促進投資、貿易、金融便利化以及體制、機制創新的重要職能，更肩負著中國更深層次參與全球價值鏈，推動中國全球價值鏈升級的歷史重任。
根據總體方案，上海自貿區在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等領域都有較大程度的開放，但根本而言，價值鏈是核心。價值鏈競爭是國家競爭的前沿，誰占據了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整個價值鏈的財富流向。在全球競爭聚焦價值與效率的新趨勢下，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能否在價值鏈的高端上獲得競爭力。因此，中國必須推動實業走上資本、技術和服務密集型軌道，創造更多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進而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戰略轉型。
推進價值鏈升級是進入“第二季”后的中國打造經濟升級版的戰略選擇。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逐步形成，除了商品貿易外，市場開放度、國際投資規則、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競爭、政府補貼、勞工政策以及基礎設施供給等各方面的標準越來越高，也越來越重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貿易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WTO體系下的多哈談判停滯不前，但以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ISA(國際服務貿易協定)的新一輪貿易合作模式卻加速推進，更高標準的國際自由貿易協定在框架、內容、要義等方面提出了較為嚴格的要求與規定。特別服務貿易，環境保護、勞工就業、政府采購、市場競爭等都成為新議題。
然而，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競爭和新一輪區域自由貿易格局演變中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一方面，由于我國加工貿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過度依賴進口，形成了研發和營銷“兩頭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貿易國內價值鏈過短，對配套產業的帶動作用不足，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底端的風險加大；而另一方面，我國很多領域的政策仍停留在傳統的WTO多邊貿易框架體制下，銀行、證券、保險、電信等行業在上一輪加入WTO談判時仍保留有許多限制外資準入的措施，缺乏參與TISA談判的基本條件。
由此可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總體方案從送審到正式掛牌不到三個月時間，其實就是要抓住全球貿易和投資體制重構的窗口期，先行試驗國際經貿新規則新標準。上海在貿易、金融、投資、航運、港口、關稅、負面清單、離岸市場等領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服務業開放、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立與試驗區相適應的監管等制度環境等重點制度性創新，正是尋找新的突破口，推動中國價值鏈升級并與新一輪全球規則體系接軌的戰略考量。
當然，真正構建中國增長新框架還需要更大范圍和區域的參與，如何實現上海自貿區的“可復制”和“可推廣”才具有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