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要成為保稅區的“升級版”，就非得在比“保稅區”有更大的“自由度”上實現突破不可，建成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區，進一步釋放“自由貿易”的優勢，突破國際貿易瓶頸，推動我國的國際貿易在更高水平上的發展。由此觀之，“負面清單”試點將是上海自貿區試點的具有突破性的亮點，也是核心意義所在。
根據《關于授權國務院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等國務院決定的實驗區內暫時停止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將改過去的“正面清單”規則為“負面清單”規則。對負面清單之外的外商投資暫時停止與“負面清單”實施有沖突的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三部法律的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
到目前為止，我國對外資的管理一直采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模式，所有的外商投資只能在規定的范圍內活動，或者說是“正面清單”，只能做清單上的事情。而負面清單是給不開放的行業和受限制的商業活動列清單，明確地告知哪些領域和行業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動的，只要未列入名單的，都屬于“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范圍。
“負面清單”，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從法律上對外商投資最大限度的準入和保障。也就是說，新一輪開放絕非一種應對貿易下滑的短期政策，也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而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從修正相關法律尺度入手，嘗試在法律的保障下，推動貿易和投資的更大自由化。“負面清單”是對外商投資“自由度”最大的松綁。把外商投資比作一個騎馬人，正面清單就像一個劃定的方框，騎馬人被限制在一個方框之內不得越雷池半步，一不小心就會觸及邊框，嚴重的會馬毀人亡。如今執行“負面清單”，那就意味著投資領域在方框之外，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騎馬人更可以放馬馳騁。這是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的第一個試點。這決定了過去各地各類“保稅區”與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根本區別。這一試點，將會帶動金融、稅收、貿易、特別是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市場行為的主導權更多給予市場主體，促成政府從過去的管理型逐步轉變為服務型等一系列變革，進而能盡最大可能釋放因制度改革而帶來新生產力的紅利，有利于培育我國面向全球的競爭新優勢，構建與各國合作發展的新平臺，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這一試點如果能順利推進，定然能為全國性的改革破局帶來巨大示范效應。
上海自貿區的試點，凸顯出新一屆政府新發展思路。所謂自由貿易區，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地區）通過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對于原產于成員方的貨物“相互”給予免除關稅和數量限制的待遇，并改善市場準入條件、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合作等，充分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推動區域或全球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內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還有正在談判中的中日韓東亞自由貿易區等等，都是雙邊或者多邊的自由貿易的關系。我們注意到，上海“自貿區”的“自由貿易”試點是單邊開放的試點。也就是說，不管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否與中國有自由貿易協議，是否給予中國貿易便利，只要在自由貿易區的進出口活動，一律減免海關稅收。換句話說，上海自貿區是一個單邊自由貿易的試點。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分別出臺了超過百項的貿易保護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造成重大困擾。在這樣的國際大環境下，上海自貿區以單邊開放試點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確是一項突圍之舉。不過更重要的是，這體現了中國愿與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探索新一輪全球化下經濟發展新動力、新模式，更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合作的愿望。筆者并不完全同意上海自貿區試點是為了對接TPP的說法，上海自貿區建設試點應該主要還是自身發展需要，符合現階段中國改革開放的與經濟持續發展的戰略大局。對于世界上凡是推動貿易自由化的談判，中國都應積極參與，并為制定全球貿易新規則做出應有的貢獻。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自貿區建設是一項可擴大、推廣的試點。如果試點成功，將會擴大試點，甚至向全國推廣。中國這片土地會因新一輪改革開放和新發展思路煥發巨大生機和新的活力。
上海自貿區試點一“出手”，就已顯示與上世紀80年代以出口貿易開放為特征的深圳試點的不同，與90年代的外商直接投資開放的上海浦東的試點不同，與2000年代開始的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開放的試點不同。李克強在上海調研期間提出：“中國走到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這是以制度性改革排除障礙的改革開放新思路。我們期待上海自貿區更全面的綜合性制度改革試點，更期待上海自貿區試點成功探索一條可在全國推廣的“中國經濟升級版”的路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