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租的話題引發公眾關注，《人民日報》日前報道了北京兩個年輕人租房的案例：一人月工資不足4000元，與人合租在人民大學靜園（集體宿舍），去年月租560元，今年700元，上漲25%；另一白領月工資7000元，在潘家園（三環內）租50平方米一室一廳，月租去年2300元，今年3000元，上漲30%。
僅就這兩個案例來看，今年以來北京房租漲幅很大，年輕人租房負擔比較重。按8月新公布的全國CPI來看，同比漲2.6%，物價屬溫和上漲形態，但其中的住房租金價格卻同比上漲4.4%，漲幅明顯超過CPI。住房租金自2010年以來一直上漲，與CPI的總體走向一致。即便是2011年四季度和2012年上半年，房價出現下跌的時候，房租也沒有下跌。
全國房租總體上漲4.4%，意味著大城市房租漲幅更大。由于CPI屬于價格指數，一般會低于實際價格，在一線城市，總體看來今年的房租水平大概上漲了一成。相比一線城市今年以來二成左右的房價漲幅，房租水平并不算離譜。但問題是，租房者多屬收入偏低階層，他們對房租波動的敏感度，超過購房群體之于房價。
怎么看待房租高漲與年輕人租房難的現象？
首先，房租上漲是必然趨勢。當房價持續過快上漲后，一般會盤整或下跌一段時間，特殊情況下甚至以泡沫破滅收場。與具有資產屬性的房價不同，房租純粹是消費屬性，與經濟增長、居民收入和CPI攜手同行，房租上漲是基本形態，除非經濟低迷、居民收入大降，才會導致租金下跌。另外，過去十多年，我國房價漲幅遠超房租漲幅，導致大城市住房租金回報率只有2.5%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5%左右的水平。從市場牽引力分析，未來十年房租上漲的幅度將高于過去十年，甚至在部分年份會超過房價漲幅。
其次，政府應加大保障力度。任何一個國家，總有一部分人買不起房，甚至連租房也吃力，這就需要政府對他們實行住房保障。早在1949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全國可承受住房法》，提出“讓每個美國家庭能夠承受得起一套環境適宜的體面的住房”之目標，并陸續出臺了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購房和租房的具體措施。再如香港，當前約有五成居民居住在保障房中，其中三分之一民眾住廉租房。近十幾年來，我國保障房建設總量偏少，而且以實物分配的經適房、集資房、安置房為主，違規謀利現象較多，而年輕人往往被忽視。增加廉租房、公租房供應量，擴大房租補貼范圍，實屬政府職責所在。
最后，年輕人應吃得起苦。我國存在的現象值得深思：一邊認為房價太高、購不起房，一邊卻是年輕人平均購房年齡比國際上早了好幾年。年輕人應該把精力放在工作事業上，而不是處心積慮購房，高房租也并非大城市發展的“攔路虎”。政府的住房保障固然重要，但就國際經驗來看，政府不可能解決大部分年輕人，尤其是工資不低、積蓄偏少的白領階層的住房問題。比如，美國住房保障針對的是低收入家庭，全國家庭中約二成屬于低收入家庭，其中有資格享受住房補貼的僅占低收入家庭的三分之一。另外，美國對特殊群體的住房需求給予特殊關照，比如62歲以上的低收入老人都可以申請住房補貼。而年輕人，并不在特殊關照之列。
上述兩個北京的案例，一個住群租房，環境較差，但房租占工資的二成，負擔不算重；另一個，房租占工資四成多，過重。然而，后者所租房子是獨套房，且在三環以內的市中心，對于年輕人來說未免有些“奢侈”，去郊區的通州租房2000元就能搞定，如此房租占工資的比重會低于三成，依國際經驗并不算離譜。因此，年輕人還需理性看待當前大城市的房租水平，通過奮斗來改變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