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表示了消除民間投資障礙——尤其是“隱性障礙”的決心，通報列舉了五項具體措施，包括打破體制和機制限制，打破產業限制，強化市場引導等出臺相應政策。其中，媒體比較關注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政府作風問題。但究其根本，還是要從事情的本質出發，用科學的邏輯指導政策的轉變。因此，我對此次會議所引用的獨立第三方評估報告中所提出的體制、機制問題，以及市場引導興趣更濃一些。
　　先說“體制、機制問題”，由于消息中沒有詳細列舉評估報告所說的那些問題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因此，我們只能透過字面意思加以展開。實際上，“體制和機制”是兩個問題，體制是機制的保障，而機制是體制的自然結果。所以，破解體制和機制難題，根本還是體制問題。
　　阻礙民間投資的體制問題到底是指什么，評估報告沒有披露細節，但從科學邏輯上講，這個問題說到底是個資源支配權的問題。長期以來，很多學者或市場人士經常把所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對立起來，把兩者看成是資源（尤其是資金資源）的競爭者，甚至把虛擬經濟看成實體經濟的“敵人”。久而久之，公眾的視線被引離了科學的軌道，某種意義上講也影響了政策制定。
　　從最原始的意義上講，虛擬經濟解決的是兩方面需求：對投資者來說，解決了資金增值需求；對金融工具的發行人而言，則解決了資金問題。但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學術界越來越認識到這種簡單的需求供給邏輯其實并不是支撐實體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也不是虛擬經濟得以生存的根本基礎，而真正保證兩種經濟共同發展的根本在于：虛擬經濟實現了實體經濟自身無法實現的資源配置目標。而要想使得這個目標順利實現，另一個問題就不可回避了，這就是資產所有權的轉移。
　　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內，資產所有權不是一成不變的，當金融工具的發行主體的市場價值低于再造成本時，該主體的所有權就會遭到“搶購”，而搶購的目的不單單是獲得廉價的實體，而是獲得本屬于該實體的資源支配權。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發達資本市場的最大資金供給方不是資本家，而是企業家的原因。（實際上很多資本家也通過換股的方式與企業家“聯姻”，最終的目的依然是服務于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的投資需求本身就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甚至整個虛擬經濟的投資者都在客觀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回到中國的民間投資話題，民間投資者絕大部分都不是從投資起家的，也就是說，他們的財富是通過創辦企業積累起來的。這些人當中確實有一部分打算在經濟不景氣時暫離實體經濟，轉向投資領域繼續發展。這似乎與我們剛剛說過的理論邏輯有很大差距，其實不然。民間投資者當前的困境不是資金，也不是市場準入，而是所謂“大環境”。溫州金融改革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依據。
　　去年開始推進的溫州金融改革，政策層面已默許了民間資本的合法性，這在很多學者看來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利器。理由很簡單，原本市場存在大量的資金需求（主要是中小企業融資），現在資金供給又放開了，還會有什么問題呢？但問題真的依然存在，民間資本家依然“惜貸”。理由也并不復雜，因為在投資市場上，永遠是效率引領資金走，而不是資金奔著需求走。去年央行和央視財經頻道的調研也證實了這一點，民間資本家不是不想投資，而是希望去海外投資。于是，我們很多人就想當然地認為那是國內投資渠道不通暢，但卻沒有去反思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不暢”。
　　有人說是市場的有效性問題，國內資本市場的長期無效（比如市場炒作、非理性投資等），投資者（尤其是資本家）對這種市場環境自然缺乏足夠的信心，所以才造成所謂“有錢也不投資”的怪相。但這只是表象，其實質還在于我們的資本市場在制度建設上的缺失，說白了，就是資產所有權轉移制度的缺失。正是由于“什么樣的企業都敢上市”、“上了市就萬事大吉，發行人從此不再關心市值”的存在，使得投資人只能抱著“擊鼓傳花”的心態參與投資，這樣一來，市場還有什么理性可言呢？
　　解決之道在于：建立完善的所有權轉移制度，允許市場參與者搶購經營不善、不被市場看好的企業的所有權，從而獲得資源支配權。在這個過程中，無論國企民企，一律一視同仁（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產業，比如國防、軍工可以例外）。試想，還有什么投資者會拒絕優質企業被留下、劣質企業被驅逐的市場呢？所以說，消除市場投資障礙，根本還是在于市場制度，有了制度作保障，機制便水到渠成。而有了順暢的機制，資金自然會源源不斷地流向市場，并最終轉化成資源的合理配置。
　　這實際上也解決了之后的一個問題：運用市場機制引領資金。其實這些問題都是息息相關的，突破一點，整個局面都可打開。所以，盡快建立完善的資本市場制度體系才是關鍵，這也是當前經濟改革的關鍵，是不可繞行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