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建設及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村官犯罪呈逐年高發態勢。綜觀近幾年村官犯罪案例，在經濟較為發達和靠近城市的農村，犯罪主要集中在拆遷、征地和項目建設中。河北曲陽七里莊黨支部書記劉會民自2001年擔任村主任，10年間非法斂財達7100余萬元。浙江永嘉縣新橋村委會原主任余乾壽今年8月被指控受賄3399萬余元，職務侵占199萬余元。
　　大中型城市不斷擴張，建工業開發區和大型商業中心都要征地，都要和耕地的使用者和宅基地的擁有者打交道。工業區管委會征地，或者地產開發商征地，都是一家機構面對分散的農戶。農戶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面對切身利益時，也不會輕易就范。征地的一方要想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土地，要想比較順利地與農民達成一致，通常都要尋求類似于“中間人”的說合者，這個說合者往往是村官。
　　村支書、村委會主任等村官在征地中充當說合者角色，這是由現行土地制度決定的。農村土地歸村集體所有，征地者與村集體就征地進行談判，實際上主要就是與村支書、村委會主任等村官談判。村官對村民的性格秉性和家庭狀況熟悉，又是手握村務大權、擁有一定權威的話事人，他們出面說合，村民們不說言聽計從，起碼也得給三分面子。正因為身處關鍵位置，村官就成了很多開發商競相拉攏和收買的對象。另一方面，拆遷戶也希望村官在談判時為自己爭取利益，也得給他“上供”。這樣一來，村官吃了征地者的好處，再“笑納”拆遷戶的供奉，可謂又風光又實惠。像河北曲陽的劉會民不只擁有村官的權柄，手下還有一批能夠對“膽敢”不聽命者實施武力打壓的爪牙，能說服的說服，說不服的打服。千萬不要低估村官的能量，劉會民一手收受開發商的賄賂，一手貪污政府給的拆遷補償款，10年時間里斂財7000余萬元。而他組織的那支到處滋事和“平事”的隊伍，也已經具備了黑社會的性質。
　　在另外一些地方，政府或者開發商在占地之后，會以安置房的形式對村民予以補償，而安置房的分配大權也會落到村官手上。有的村官獨掌大權，利用信息的不對等大肆侵占安置房。也有的村子是村官班子利益均沾，在安置房分配中集體多吃多占。村官都是村里的能人，又連通著上級領導，村民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村官決定了的事，村民們很難提出反對意見，甚至壓根就不知道其中貓膩。即使提了也未必管用，反而有可能遭到打擊報復。像浙江永嘉縣新橋村在安置房分配上，村委會主任余乾壽等人幾乎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在共569套安置房分配中，前任村支部書記葛彩華家55套，支部委員林成龍家50套，支部委員胡佐永家24套，村委會主任余乾壽家13套，村委員唐福新家15套……
　　中國正處在加速城鎮化建設的進程中，城鄉結合部的土地使用性質普遍發生變更，一旦農業用地和宅基地轉化為商業用地和工業用地，便會帶來巨大的增值收益。作為靠種地為生的人，作為城鎮化后不得不離開土地尋求新的謀生方式的人，農民理應獲得征地帶來的增值收益的主要部分，然而現實中并非如此。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近日表示，土地被征用以后，巨大的增值收益沒有多少落入農民腰包，如果農民沒有轉移出去成為市民，就會造成大量失地農民，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即使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的工資有所增加，但同工不同酬，而且很多人沒有社保，仍然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社會轉型，土地增值，農民未能獲得足夠補償，一方面是征地者巧取豪奪，出價偏低;另一方面是村官吃拿卡要，中飽私囊，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癥下藥。農民的脫鄉入城是中國社會發展史中一次艱難而偉大的遷徙，如果拆遷補償的問題解決不好，就會給整個遷徙過程帶來大麻煩。村官貪腐的頻次和數額的增加是一個不良的信號，應該充分重視，盡快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