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多，由于對新型城鎮化的理解出現偏差，各種五花八門的說法、做法加速蔓延。全國醞釀設市、設區的縣有上百個，僅廣東、貴州、云南和陜西4個省就有60多個縣提出撤縣設市、設區。我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政績沖動，與加大縣城和小城鎮建設的戰略意圖背道而馳。其中的胡作非為如不明令禁止，耽誤了發展不說，還會嚴重沖擊農村社會穩定。
　　農村安全是社會安全的基礎。一窩蜂撤縣設市、設區，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除了盯著農民的土地，摳土地財政，已經沒有心思搞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信息化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山東、河北和廣西等地了解到一些實際情況，感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適合搞行政造城。有一個地級市，把城鎮化指標逐級分解到縣、區、鄉鎮，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怨聲四起。“撤縣設區”把權力上收到地級市，“撤縣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這種翻燒餅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挑戰最為敏感的社會安定底線。
　　新型城鎮化的大方向是盤活三農全局、引領四化同步和統籌五位一體，但很多人對全局缺乏常識性判斷，仍在大興造城運動，借新城之名，行奪地、爭地和占地之實，抬高房價和地價。我非常擔憂的是，如果不打破城鄉分治的制度障礙，如果不能實現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相互疊加的復合轉型，新型城鎮化就會演變成為一場災難。這種情景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失去土地的農民在城市買不起房、找不到工作、享受不了公共服務，想回農村又回不去。土地上長出的是一座座高樓，他們在不安中生活，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公共資源向縣城和小城鎮轉移。從我這些年跟蹤調研的情況看，農民有權作出進城還是留村的選擇。如果進城，要有相應的就業、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制度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F有農民工2.62億人。按每年轉移1000多萬人考慮，這是一個特別艱巨而復雜的任務。他們的父母、妻子和兒女是不是同時轉移，沒有人進行這方面的專項研究，更談不上拿出具體的辦法和措施。有的大城市搞所謂積分制，看稅收貢獻等等，本質上是嫌貧愛富。對那些選擇進城的農民，也要為他和他的家人設立3~5年的過渡期，保留他們在農村的土地，便于平穩完成起步階段的過渡。
　　現在，農村空心化嚴重，青壯年農民都不愿意留在農村。都不種地誰來養活中國？都不當農民誰來保證糧食安全？建議給縣城和小城鎮30年培育期，讓有條件的農村就地城鎮化，農民就近市民化，在戶籍、醫療、教育和就業等生活生產方式上享受與城市居民均等的待遇，實現共同富裕。
　　最近10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喊土地指標不夠用，認為這是他們目前最難做的工作，也是他們與農民之間最尖銳的矛盾。其實這種想法反映出執政本領短缺，仍然是要地不要人的慣性思維。今天搞新型城鎮化，就是要面對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農村沒有土地，在城市貢獻的是自己青壯年時期的勞動力。城市所需要的，不是一個個完整的人，而僅僅是每一位農民兄弟苦臟累工種的勞動付出。
　　新型城鎮化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這件事如果一拖再拖，搞不好就會演變為歷史上的“流民”問題。事實上，每一位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在縣城和小城鎮大約為5萬元，在地級城市大約為10萬元，在大城市大約為20萬元。這個成本，并沒有超出中央和地方財力的承受范圍。中央一定要下決心，帶頭動刀子割肉。
　　早在1997年，國務院就作出暫停審批縣改市的決定，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當時很多地方盲目追求縣改市，沖擊了以縣制為主要特色的傳統行政管理系統，造成很多縣級市出現“虛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區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城郊比例失調，城鄉概念模糊等等�，F在，這些老毛病又發作了，簡單地把縣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讓農民“被上樓”，實際上背離了新型城鎮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