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摩根大通因為雇傭中國官員子女遭遇美國執法部門調查，美國證交會與司法部攜手調查類似案件，以確認是否存在不公平競爭，是否違反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
潛規則掀開冰山一角。投行以關系而不是業務能力爭取生意已非一朝一夕，8月18日，路透社援引中國業內人士的話稱，投資銀行在中國雇傭官員子女
“已經有20多年歷史”。而要求匿名的業內人士指出，各大投行爭聘官員子女，作為進入全球最活躍資本貨幣市場的敲門磚。國際投行雇傭高官，不過是進入中國尋租鏈條，尋找變現手段而已。
《證券市場周刊》刊文指出，這些中國區高管許多是官員的子女，他們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資投行獲取中國企業IPO的時間相一致；他們的任職與否甚至會影響外資投行中國區業務的發展。獲得這些項目成為關系與能力的比拼，同樣的一二線投行，選擇這家而不選擇另一家，有無數冠冕堂皇的理由。除了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企業之外，其他如南車電氣等公司，均有無形之手在背后運作。
大投行項目的操盤手背后，往往有可觀的家世與可操作的人際交往圈子，不進圈子沒有投名狀，想獲得大項目，機會微乎其微。8月30日，英國《金融時報》進一步披露，一項內部調查發現，數十名雇員的招聘過程值得進一步審查，調查還發現一些文件顯示，一些新任用的人員與某些具體的交易有關聯。某銀行的高管在為投行辯護之余承認，摩根大通在文件中列明某些人員任用與具體交易掛鉤，這似乎超出了業內標準實踐。
有意思的是，中國引進國際投行，原本是希望引進國際經驗，獲得大投行、大投資者的支持，沒想到國際投行沒有改變市場，反而成為“不找市場找市長”的踐行者。
投行業務已經成為腐敗重災區。在資本貨幣市場上贏得大項目，通常是大筆進賬的一錘子買賣。以百度為例，在美國上市，高盛等承包商瓜分了大約700萬美元的傭金，同時獲得了40萬股百度的期權，有時承銷商還擁有原始低價股。以百度當天的收盤價90美元左右算，高盛獲得的期權價值2500萬美元，截至北京時間9月2日晚，百度股價已經達到135.53美元。
根據深交所的數據，截至2006年底，在美國、中國香港、新加坡三個主要海外市場，有401家中國內地企業上市，總市值與流通市值為9548.38億美元，如果以5％到7％的傭金比例加上其他分銷返還等途徑，200億到300億美元的傭金手到擒來。面對大客戶，投行傭金可能大幅下浮，如臉書僅1％，而2006年中行上市約為發行規模的2.5％，下浮傭金是為了獲得低價的好公司股票，獲爭取更多的大項目。
傭金收益是國際慣例，沒有必要說三道四，可怕的是，投行進入中國利益鏈條，利用尋租手段游說企業上市、并購等等，或者雇傭官員子女游說掌握實權的政府官員強迫企業收購，中國國有大型企業不僅不能獲得國際市場的先進經驗，還會受到國內權力與國際肥貓的雙重絞殺。
國內投行靠關系不言自明，與國際投行不同，國內的利益實現主要通過pre-ipo實現，低價得到鐵定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而后在二級市場套現，來錢比投行的回扣、傭金更直接、數據更大。
工業社會初期的人，一提到資本貨幣市場就會想到市場化，就會想到國際經驗，國際投行雇傭中國高官子女的現實給了我們當頭棒喝，沒有什么市場可以脫離基礎制度的建設，可以脫離內部的制約，而輕松地得到高效而公平的法治市場。唯有制度才能扼住投行尋租行為。
這一現象，又豈止僅僅發生在投行身上？任何社會，如果主要靠拼爹，夢想也就黯淡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