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證監會行政處罰光大證券，這為中小股東對光大證券提起訴訟提供了重要基礎，甚至是前提條件，但要落實賠償遠不簡單。
　　第一個問題是缺乏對內幕交易民事賠償的司法解釋。當前證券市場欺詐行為主要包括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欺詐客戶四大類，虛假陳述遠比其他行為容易認定和判斷，也是證券市場發生最多的侵權行為，因此，人民法院選擇了虛假陳述行為作為介入證券市場、建立和完善侵權民事責任制度的突破口；但對市場操縱、內幕交易等行為，民事賠償司法解釋均還沒有出臺，在法院執行層面還缺乏參照、制約了民事責任追究。
　　比如，在汪建中操縱市場案中，汪建中雖被法院判決承擔相應刑事責任，有些投資者因受汪建中“掘金報告”影響買入股票帶來虧損，由此提出索賠訴求，但卻被法院一審駁回訴訟請求，主要原因是“對于操縱市場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確定以及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數額的范圍、損失的計算方法，現行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均無明文規定”。
　　確實，目前對市場操縱和內幕交易行為人的民事賠償責任，《證券法》都各只有一句簡單的原則性規定，并沒有詳細的條文。但筆者認為，法官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運用自由裁量權，法官自由裁量權與法共存，法律如果有司法解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相對小些；沒有司法解釋，法官擁有的自由裁量權相對就大些，此種情況下，法官只要按自己對法律規定精神宗旨的理解，自主尋求裁判事實與法律的最佳結合點，并據此作出正確裁判即可。
　　實際上，有些法律也沒有司法解釋，但并沒有影響這些法律的貫徹執行。既然光大證券被認定內幕交易，法院和法官就應該切實貫徹《證券法》規定，落實光大證券的民事賠償責任，盡管這種判決或許無法做到絕對公平，但除了上帝，誰也無法做到絕對公平。相反，只因沒有司法解釋，或者法官因為擔心判案不太公平而由此承擔責任，就放棄執法判案，讓法律成為擺設，這才是對公正法制環境的莫大傷害。
　　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必須考慮訴訟成本。光大證券烏龍指事件受損投資者眾多，但有些受損額度并不大，如果每個人都去訴訟，這不現實、也無意義。當前還沒有建立集體訴訟制度，盡管或許可以采取共同訴訟制度，也即原告人數在開庭審理前確定，推選二至五名訴訟代表人，經原告特別授權由訴訟代表人來打官司，但這也比較繁瑣，有的受損中小股東也或會放棄參與其中，難獲賠償。
　　其實，追究光大證券內幕交易的民事賠償責任，可以參照虛假陳述的民事和解方式來解決。比如，萬福生科虛假陳述案中平安證券通過設立賠償基金，與12756名適格投資者達成和解，補償金額約1.79億元，光大證券也可效法平安證券作為。